有了病不敢求医,能不进医院就不进医院,百姓对就医的这般心理,皆源自越刮越烈的医疗腐败之风,具体表现为开单提成、检查黑洞、药价虚高、专家走穴等[1]、医患关系紧张。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这意味着腐败已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推手。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遏制医疗行业腐败,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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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医疗行业腐败
医疗行业腐败 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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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行业腐败
药价贵、医患关系紧张,是出现在医疗机构的两个突出问题。据媒体披露,在药价中,营销费用所占比例超过三成,其中很大一部分成为贿赂医院相关人员的“黑金”。这意味着腐败已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推手。有法律界人士认为,遏制医疗腐败,需要完善相关立法进行制度反腐。
医疗腐败 零容忍
医疗腐败表现在:开大处方,倒卖病人,收受回扣红包等。
医患关系应是一种朋友关系,个别医务工作者向患者或患者家属索取金钱等,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有些医务工作者“看人下菜碟”,收受红包的和不送红包的完全是“两种待遇”,收受红包的呵护有加,没有得到红包的则冷若冰霜。[3]
拿什麼拯救医疗腐败
药价虚高,一多半都变成了公关费,市直区县73家医院百分之百涉案,全军覆没--福建漳州医疗腐败案,内幕惊人。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玲认为,这是全国普遍现象,漳州只是冰山一角。(2013年7月24日央视)
医疗腐败与其他领域的腐败本质一样,监管失灵所致。药品从出厂到医院,经过多层审查;问题是,监管把关层次多并不意味著审查的严密,权力参与利益瓜分主体的多与少;参与监管者愈多,最终到患者那裏的药价就高。
药价虚高与医疗腐败问题,只表现一个枝节问题。最大的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只有从这方面拯救沦陷的制度体系,才可能最终解决医疗腐败与监管无效的问题。[4]
医疗腐败利益链
医疗卫生领域的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环节,其中的医疗腐败利益链惊人。
医疗设备采购与普通设备采购有很大区别。尽管按照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设备都需要通过市采购中心招标采购,但是医院和使用科室对于该设备的配置和参数有决定权。因此,设备厂商和代理商愿意花重金对医院科室负责人以及主管领导行贿,使这些受贿人按照行贿人提供的仪器参数设置采购标准,相当于“定向招标”。比如,某医院口腔科主任按照设备供应商代理的牙椅设备参数修改了招标文件中的相关参数,使该公司顺利中标,从而收取了数十万元的贿赂款。
检察机关调查发现,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的回扣现象相当普遍,代理商往往用高额回扣来利诱医生提高耗材使用量。耗材的利润惊人,有代理商亏本卖设备给医院,目的是通过耗材赚取高额利润。
药品采购过程中的贿赂行为最为普遍。检察机关调查某抗生素的代理商,发现药品进入某医院需要向相关院长和药剂科负责人行贿,代理商在药品的使用过程中会根据销售量给予一定比例回扣。药商通过行贿获取利益,而医院从院领导、药剂科负责人到开处方的医生层层得到好处,从而形成“利益链”。
某医院药剂科主任供述称,医院每采购一盒阿某某素颗粒,就能获得3元的回扣。仅一年半时间,回扣就高达几十万元人民币。“医院滥用抗生素的现象非常普遍,药品采购背后的利益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5]
医疗行业的腐败现象是机制上的问题
“医改”留下的问题
中国之前进行的医改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让医院自负盈亏,自主创收。医院仅靠为患者看病无法从中赚取多少利益,“以药养医”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医院的公益属性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分裂造成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准公共品”,具有公益性。在医改之初却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从而使医院生存环境恶化,陷入无序竞争。药品是一个特殊的商品,从出厂到卖到患者手中却有重重环节。这样的商业运作就给‘腐败’留有了很大的空间。
院长手中的权力过于集中
在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机构,带有行政权力的‘一把手’在采购、人事、财务甚至是基建方面都有发言权甚至决定权,导致医院一把手成高危职业。医院管理行政化现象非常严重,高度集权产生了腐败的空间,而药品直接购销方式以及医院经费自筹的政策,造成的以药养医的局面,使得医疗系统成为腐败易发、高发的领域。
药品行业恶性竞争 催生医疗行业腐败
中国有4000多家药品生产企业和8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还有12万家药品零售企业。这些企业的成本都不是政府支付的,都需要通过经营、收费、加价来维持。为了让药品进入医疗机构并开到患者手中去,一些企业千方百计公关,采用送回扣的方式非法促销、不正当竞争。 与此同时在小型医院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不到合理体现,劳动价值和价格差距过大,劳动报酬不高,在医生中形成补偿心理,也是引发“医疗腐败”的原因之一。 因此说要想解决我国医疗行业的腐败问题,“医改”的道路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