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株岁月深处的草
很凑巧,张艺谋之前的两个御用摄影师吕乐、顾长卫都转行做了导演,都不约而同选择了文革题材。这些当年的知识青年算起来差不多都年过半百,是时候怀旧了。
“文革”在吕乐的镜头里褪色为一个相当日常的背景,我们看不到太多政治诉求,导演想要缅怀的是一段青葱岁月,对渐行渐远的青春一次满怀深情的祭奠,这在我看过的文革电影中算得上相当纯粹与简洁。印象中,无论《活着》抑或《霸王别姬》或多或少都有些政治诉求,所以在这两出戏中我们会看到滴血的艳红。
《美人草》讲述的是一段三角恋情,这样的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背景,譬如:offiee、大学校园。只不过这个故事凑巧发生在文革罢了。男女主角间有不少阴差阳错,但并非突如其来的运动造成,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弱点:自私、妒嫉、情绪化。那是个不允许越轨的年代,偏偏有人越了轨,所以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所以每个人都要背负着一个包袱。没有人是赢家,刘思蒙赢得了叶星雨的心,结果却变成了一把“痴心情长剑”,半生孤独;袁定国赢得了叶星雨的人,奈何伊人心有所属,袁定国能做的是假装不记得还有这回事。最惨是叶星雨,同一个不爱的人生活了半辈子,思念一个人如激流暗涌,绵绵不绝,却要装作若无其事?不可思议!但我们无权去指责任何一个,在那个大时代里,面对人生交叉点,你又有几多抉择?
舒淇的表演算得上一个惊喜,只是她的台湾腔仍然让人别扭,虽然她在事后的访谈中说接戏前已经苦练普通话,但这么重的台湾口音估计在“文革”中要么被当成台湾特务,要么被看作通敌卖国,要么被打成“走资派”,是决计不可能和革命接班人袁定国同志发生什么瓜葛的——任何人见到她都会在三公里之外和她划清界线。舒淇作为一个台湾人来演绎一个知青,就好似当年《红色恋人》中张国荣演绎的中共地下党人一样,匪夷所思。莫说舒淇,即便是我们这批“文革”结束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文革”仍是像谜一般不可理喻,某些行为在当今这个解构主义盛行的年代看来简直有若天方夜谭,但毕竟我们从父辈口中或多或少略知一二。而来自另一种体制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舒淇能把叶星雨演绎得这般自然没有生疏感,实属难能可贵。还好,吕乐没有叫舒淇跳“忠”字舞或“样板戏”。
不晓得叶星雨与刘思蒙当年的行为算不算得上石破天惊,算不算得上禁欲主义+教条主年代的一次惊艳演出。刘烨扮演的刘恩蒙就象一个从90年代回到70年代度假的年轻人,打扮悠闲,言谈幽默,从来不见他热火朝天地参与革命劳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添砖加瓦,见到的都是他一一身横间海魂衫/长袖过膝深蓝工装(即便在今日都属前卫),到处招摇过市,客串黑社会大佬,抽空跟叶星雨谈了个恋爱,以及在深山老林里搭了个s0H0工作室/安乐窝,他可以准确地说出恐龙灭绝的年份与原因,可见在建设广阔天地的同时他还看了许多旁门左道的书。这种男人莫说在“文革’’年代,即便在当今这个市道照样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而袁定国呢?他就象我们从“文革’’年代过来的知青爸爸一样老实、木讷,没什么浪漫主义细胞,这有什么错呢?如果那个年代所有人都是这样,那他被打上同一样的烙印,实在象真理般无可挑剔。袁定国只能怨运数太差,偏偏公式化撞上DNA出错,体制内撞上体制外,青梅竹马撞上情场鬼见愁,胜算几何?三个人,注定在数难逃。
电影前半部紧凑,流畅,但是下半部到了粉碎“四人帮”,知青返城后,节奏感明显放慢,结构松散了许多,在交待剧情进展时,连续两次打出“几年后”的字幕,尤其象一本陈年流水帐,叙事功能明显减弱,影像让位给了文字。导演有些画蛇添足,低估了观众,观众不是弱智的相信都可以从服饰、发型、环境音乐中判断出时代走向,导演不如花费多些时间刻画更多细部,始终觉得人物在“后文革”年月里的内心冲突看墨太少,本来这段三国志可以做得更深入,更嘘唏。
电影中唯一一场激情戏——刘思蒙与叶星雨在教室做爱那段被剪得支离破碎。激情澎湃,火山爆发却无厘头嗄然而止,好鬼扫兴——在此强烈呼吁电检局分级制快点出街,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乱剪一气,否则中国电影别说跟香港、韩国比,迟些可能连泰国都要输半条街,非变革无以求生存。说起来,《美人草》已算刀下留情,《大只佬》、《豪情》、《见鬼2》简直是面目全非,不忍卒睹,哪一天电检局放下身段,即是中国电影“飞龙再生日”。到时,中国影迷就有福了!
电影临收尾时闪回开始一幕,只是这次班车顶上的刘思蒙一个犹豫,错过了叶星雨,当然也就没有了以后半辈子的聚散两依,魂牵梦绕。吕乐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设置呢?我想他不外乎要告诉我们人生之无常,造化之弄人。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人生皆有两个空间,此空间里你们有缘无份,向左走,向右走,彼空间里你们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此空间里你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被男人踩完又被女人踩,彼空间里你可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就好似电影中和尚仔所云:有缘即无缘,无情即有情。何必那么执着?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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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edited by 苏殿才 on 2004-9-22 at 2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