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 为

                                          塬

“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据说是领袖飞重庆时，鸟瞰西北黄土高原时的感慨。

前些年，有机会由北京转西安飞兰州。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北方几乎都刚降过雪。雪后晴天，从高空俯看窗外，大地真是银妆素裹，分外妖娆。大约过了河北山西，薄雾行云之下，突然出现许多带状山岭，它们弯弯曲曲，瘦如刀背，顶上的平坦地形窄如一条条长长的丝带，看局部为蛇形，看整体似蛇阵。我不由自主地惊呼：“这是陕北，这就是领袖笔下的‘山舞银蛇’。”同机的旅客们也都认可和附和我的看法，我也就抑制不住歌颂一翻伟人高超的观察、想像和概括能力。我的牛皮还没有吹完，飞机已经在咸阳机场完成了中转。

飞过平坦宽阔的八百里平川，我意识到马上就要到我们陇东的黄土高原了。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像它的样子，大地上宽阔而不规则的平台已经出现了。它们列着阵，着平稳的步子，缓缓向后退去。这分明就是我陇东的黄土高原了。容不得我多思考，陇东高原已经透过薄雾，隐隐隐约约呈现在了眼前，犹如我们戴着立体眼睛看电影中冰冷的瞬夕万变的海底世界。看起来它在远古是一马平川，现在却沟壑纵横交错，大地千疮百孔，原来哺育了我们生命的黄土高原，竟是这样一付面目。从高空往下细看，我们陇东黄土高原也一样被河流冲刷出了好多的河谷和沟壑，高原大地被分割成了许多带状的塬，可这些塬上平坦如旷野，绝无刀背般窄瘦的山岭之状。这样的塬的形状当然非蛇形，而是健壮沉稳的大象，其列队行进的阵式，完全是一派“原驰蜡象”的气势。看来领袖当年从延安飞重庆时，经过陇东上空无疑的了。

小时候从《新华字典》上知道，塬乃是黄土高原地区因四周流水冲刷而形成的平台。我是生长在塬上的孩子，年少时曾无数次地审视过这塬的形态。我在塬上满眼望去，它是看不到尽头的旷野。我从塬下的河谷里仰视过塬，看到它是一排逶迤的山岭。我从一个塬上向另一个塬上望去，它竟然隐而不露，成为了地平线的一部分。成年后的这一次万里高空的俯视，才算是真正看到了塬的庐山真面目。原来过去对于塬的爱抚，其实都是盲人摸象罢了。

我一直留神着我的故乡草峰塬，盼望能在万里长空之上看到它。六盘山峰在云层里出现时，我就确认看到了。因为六盘山在它的头前挡风僻雨，泾河和潘阳涧河给它南北做伴，它在稳步前进的象阵里是一头可爱的小象，太显眼、太受呵护和宠爱了。其实我还想看到我们赵氏一族居住的赵洼庄，看到我的老家赵湾村，还有我出生和童年成长的那个叫荒山的小山湾，可惜都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了。

我对于塬的熟悉和热爱，莫过于草峰塬了。它东西狭长而南北窄，面积有百十平方公里。在我的记忆里，它的春天是绿色如织，夏天是麦浪滚滚，秋天是谷穗摇曳，冬天是白雪皑皑。塬上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旷野，那里孤独、寂寞，我背着书包走在那里，经常会感受到莫名的恐惧。塬下则为流水冲刷形成的坡梁沟壑，村庄多在其中。那儿炊烟燎绕，鸡鸣犬吠，才是乡村热闹的所在。沟崖深处，藏有泉水，坡梁之上，绿草茵茵，有白云一样的羊群，游动在其中。这里的生民，世代都是塬上耕种，山里放羊，沟里挑水，过着半耕半牧的生活。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其生存方式才发生了改变。我在这里要给您描绘的，多是故乡昨日的黄花，弹唱的也是那里昔日的老调！

古  窑

塬上人家，千百年来多住在窑洞里。故乡草峰塬上也一样。这里南北两面的山坡梁峁上到处都有窑洞，究其根源，大概因为黄土质地坚硬粘性好，修建起来容易，不用砖瓦木料，住起来又冬暖夏凉的原因。它是上天给予这里穷人的恩赐，官府和财主家是很少住的。

窑洞，其实就是在陡坡或崖壁处开挖的土洞。里面上圆下方，门口砌着墙镶着门窗。因为新旧好坏不同，有的窑歪歪扭扭，有的瑞庄大气，少的地方一孔两孔，密集的地方，老远看去像一片马蜂窝。我生长在草峰塬上一个叫赵湾的自然村里，童年时村子为一个生产队，位置在塬的北坡，那儿的窑洞就很密集。有一年我带城里的老婆孩子回了一次老家，回来后孩子给人描述说，老家全村人住在一个大得能接上天的土楼里，楼里有好多的土洞，洞外有弯弯曲曲的泥巴路，从路上走能上到十几层楼。

古窑，是故乡村民的一种说法，意思就是废弃的窑洞。我小时候看到的古窑并不多, 有也多在崖壁上，大人们都说那里面住着弧魂野鬼，夜里能看到鬼在门口放火。我趁黑多次悄悄立在家门口的树下，瞅对面山崖上的那几孔古窑，没看到发光的东西。离村庄较近的山路上倒是有几孔古窑，有些已经塌陷，村民们多不敢进去，去也是内急了躲在门口解个手。门口有几个石头凿成的碌碡半陷在泥土里，我们放学路过时，会骑上去玩一玩。我和几个胆大的捉迷藏时进去过里边，看到了半掩在泥土中的土坯灶台和火炕，还有墙壁上的烟黑。听说有人拉屎时，脚踩出过一坛子银元，我没有过这运气。后来上学知道，我们这里是周王祖先住过的地方，想必住人的年头长了。如何就留这点儿古窑？我有些不太明白。一次求教一位放羊老汉，他指着那些悬崖说在那儿呢。我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那儿是一堆堆崖上坍塌下来的泥土。我明白了，是漫长的水土流失，让它们失去了踪影。就是路边那几只离村子最近的古窑，也没人知道这究竟是谁家的祖业。八一年村里搞联产承包后，好多人家缺碾麦子的碌碡，突然有人站出来说那碌碡是他家的祖业，准备修好路用牛拖回家用。另外的人家心里不服，连夜把碌碡推下了几十丈高的山崖。当时跌落的声音，惊醒了一村子的梦中人。

九六年我回老家探亲。进村后下了一跳，村子全废弃了，窑洞全成了古窑，村民们都上塬住进了房里。我连着好几天独自去那些没有了门窗的残破院落里转悠，满脑子浮显的都是儿时的嘻闹和疯颠。村里人见了劝我说，人搬走了鬼就住进去了，让我别去。我说不觉得，他们说主要是我身上的军装有杀气，鬼才没敢露头。一天夜幕初降，我经过一孔敝口的大窑，就想进去看看。这地方以前是生产队里常开会的地方，我亲眼在那里看到过父亲的挨批，吟听过母亲的号淘大哭。我背着手低着头往里走，脚下是齐膝的枯草，窑里一片昏暗。我的身子刚闪进窑里，实然间一只野鸡扑闪着翅膀，从我头顶冲了出去。煽起的风让我瞬间有些窒息，头皮似乎被两只爪子踩过，头发里有热乎乎的东西流到脸上。回到家里，父亲问我脸色为啥不好，母亲从我头上看到了血迹，从身上捡出了好几片鸡毛。傻气的小侄子问我是不是偷鸡摸狗去了，我一时竟不知如何解释为好。

村里人都把自家的古窑叫老庄子，这大概是为了表示亲切和留恋。我家的老庄子在荒山的小山湾里。荒山是个山名，与塬畔上的赵湾村还隔着一座山梁和一个山洼。我当兵不久，父母和我两个伯父家以及另外一户吕姓人家先后举家上了塬，这里就变成了废弃的村落，周边几公里内都没有了人烟。中年之后，我每次回故乡，都要去这儿看一看，这也许就是古人所说的倦鸟恋故林吧。我独自一人在老庄子里漫步，脚下踩着陌生的野花枯草，眼晴看着残破不堪的窑洞院墙，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儿时的炊烟、杨柳和看门狗，内心的那种幸福，胜过饮一瓶老酒。村里有人问我：那地方还敢去？我说自小在那里长大，有啥不能去的。后来村里流传，有人傍晚路过我家的老庄子时，能听到里边有爷孙俩在吵架。母亲听了笑着说:“我们搬走了，你爷爷肯定把他的宝贝小儿子带回来安排进去了。”听长辈们说，爷爷是五八年饿死的，之前他的最小的宝贝儿子被狼叼走了。我听了只是叹息。一个人照样去，没觉出有什么异样的变化。

又过了一年回到村里，遇见了一位姓吕的表叔。他是我儿时的邻家，他家是我挨父亲追打后的避难所。吕姓表叔每年都要独自赶着家里的几头牛，回自家老庄子里住个把月，为的是给周边的田里积些粪土。见面后我问现在还在老庄子上住不住？他连连摇头，说是不再住了，夜里老觉得不对劲。这位表叔是个老实人，虽说我不相信什么鬼神，可他的话还是要当回事的。

有几天我又抑制不住想去老庄子看看，就找了个风和日丽的晌午去，还找了一把铁尖的梭标提在了手上。梭标的尖锋处寒光闪闪，就凭我这个老兵的伸手，用它挡一两只狼不成问题。当然天黑后我是不会去的了，吕姓表叔含含糊糊的话语，无疑让我产生了怯意。我走进早已卸掉门扇的大门，突然看到老灶火窑里有缕轻烟冒出，身上不由得一阵哆嗦，大白天见鬼了？我握紧梭标再往前走，以前的灶火窑里好像有人做饭。刚想走过去看看，窑里闪出一个人来。两手上全是血，嘴里咬着把刀子。一股恐怖的气息迎面扑来，我几乎迈不动了脚步。又出来两个红脸汉子，身上尽是血污，一付吃人相。我没敢罗嗦，转身就离去。没拔腿跑，可总觉得那把嘴上的刀子追在后边，心里还隐约后悔没穿上军装。回家也没给谁说这事儿，心里却堵得慌。

几天后弟弟回家嚷嚷，说是最近村上出了稀奇事情，好多外地的猎户在好些古窑和老庄子里安家了。村里的鸡狗丢了不少，村干部正准备聚集人马去驱赶。我心里才松了一口气。

堡  子

说起堡子，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为何物了，在我的故乡也一样。要亲眼看到堡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八0年的冬天，我辍学在家，做了几个月的羊倌，走遍了村子周边几公里的山梁沟壑，发现和见识了传说中的堡子。一次看到一面陡峭的山崖上，新坍塌的地方露出了个大洞，就兴奋地喊叫说看到了古窑。一起放羊的一位老汉，咧着没牙的嘴笑我是傻娃，说那是堡子。我这人从小性格就固执，说肯定是古窑。老汉说堡子能藏一个村子的人，里面洞里有洞，有些洞里还有井，有些洞还能通别的山头。我就讥笑他抗日的电影看多了，说日本鬼子又没打到草峰塬上来，哪里来的地道战？一老一少俩个人在寒风中扯着嗓子，抬了好长时间的杠。

过了没几天，我赶着羊群到相邻庄上的一片荒山上放，出了件大事情，我家一只最肥的绵羊，钻进了悬崖上的一个山洞里不出来了。这可是我家最值钱的家当啊，我的背上一阵阵冒冷汗。半天了羊不出来，我又爬不上陡峭的山崖，急得在寒风中冲那个山洞半哭半喊了个把小时，也没见肥羊的影子。后来意外听见对面山上的放羊娃冲我喊叫，说羊从山背后的一个洞里爬出来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也相信堡子这个东西的存在了。回到家里我兴奋地说这件稀奇事，父亲却训斥我说，那儿是个生杀地方，大人们都躲着不去，你跑那儿就不怕丢了魂魄？

这事儿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在入伍前的一段时间里，我问父母，也问别人，总想知道这个堡子的情况。由于它在相邻的上庄生产队的地界里，父母亲不去那里劳动，也没就近看过，只听人说那是我们赵家先人的堡子。有个七十来岁的疯老汉，路过来家里要水喝，乘着疯病没犯我问他，他真真假假地扯了一大堆。大意是：这堡子是我们赵家先人的，回乱时攻开过，差不多快杀光了，血都流成了河，后来活人都不敢往堡子周边住，夜里能听到娃娃女人的哭叫和贼匪的喊杀声等等。这之后我入伍走了，有关堡子的事情也就放到了脑后。

多年以后，我翻阅有关史书才知道，百余年前的太平天国运动末期，有西北回民大起义的事情。当时号称有十三家之多，其中陕西渭南的一支几万之众，经庆阳到宁夏西集的金吉堡被灭，他们应该是经过了草峰塬的。起义之初是官逼民反，后来因为官府和官军多为汉族，再加上统治者的误导和奸计，事情就复杂化了。天下大乱，鱼木混珠，造反者、**、流冠和逃兵，究竟是谁屠杀了我的祖先，谁又能弄得清楚呢？历来防御，官府靠的是城池，财主靠的是高墙庄院，山野草民往哪里躲呢？就只有堡子，不信你看看地图上有多少带堡的地名。那么我们赵家堡子如何被攻破的呢？这个问题搁在我的心里也有好长时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开始发表些文字，有幸成了半个文化人，就更想了解这个真相了。我用休假时间回乡，拜访了一些老人，听他们讲他爷爷他奶奶讲给他们的故事，归纳起来大致是如下说法。

原来我们赵洼村的赵氏本为一祖源流，是明末山西大槐树下西迁的饿民。同治年间的一个冬夜，天冷得狗嘴都没处藏，鸡爪都没处立，我们赵家的百十口男女老少，被贼匪们围在了堡子里。这堡子如果破了的话，银钱、女人、羊羔肉就有的是了，那里还用得着在这悬崖下的一滩冰雪里挨冷受冻地猫着。所以贼人们就举着火把搭着梯子红着眼晴往上攻，堡子里的女人娃娃就吓得哭天喊地，男人们就不停地往崖下扔石头泼屎尿。折腾了十多天，堡子没攻下来，贼匪也没有走，相互都在崖上崖下大眼瞪起了小眼。这时候意外情况出现了，堡子里头的小娃娃口渴难忍，开始哭泣不止。崖下的**们听见了就喊叫说：娃子们下来喝水可饶命。经不住诱惑，娃娃们顺着崖坡滚爬下去了。还没爬到泉水边，贼匪们几刀砍过去，其中几颗小脑袋就落了地。崖上女人大哭，贼匪又喊：女人们不下来就砍掉全部小脑袋，下来可保全母子性命。女人们就排着队爬下了山崖，还没拉住娃娃的小手，就被刀尖挑光了身上的衣服。男人们提着家伙要扑下来了，老少爷们有百把十人，提刀的贼匪不过一二十个。这时候贼首又说话了：扔掉手中的家伙，相互把辫子拴在起，排成一行爬下来，不然就女人娃娃全砍。说话时几个女人娃娃的脑袋又落了地。男人们排队爬下了堡子，长长的辫子挽成了一根绳索，一条龙似地匍匐前行。刚走到堡子崖边的一条小路上，贼匪们扑上来挥刀一阵猛砍，我的这些祖先的人头全落了地，血流成了河，辫子还没解开。听说后来共活下了四个男丁，繁衍下了我们赵洼村赵氏四族，分别位于沟脑、赵湾、上庄和菜子沟四个庄里，我就是沟脑一族的后人，生长在赵湾。

听到这些我只能叹息了。我们常常感慨于一个岛国如何能蹂躏了大半个中国，万把军队如何屠掉了三十万南京民众，没料想到我的祖先也演出了这么一场悲剧。呜呼哀哉！

我很想听一下祖先的哭嚎声，可老人们却说，得一个人深夜里去才能听得到。又说现在山里人家都上了塬，那地方夜里阴森得人牙齿都打颤，还是不要去的好。听他们这样一劝，我也没有了去听的勇气。

寺  庙

我是七二年起，在故乡废弃的草滩庙里上的小学。当时的教室就是安放神像的大殿，文革时毁了神像，我有幸享了五年神仙的福。印象中教室是青瓦白墙，砖砌的立柱，掉色的木窗户和青砖台阶，比大队支书办公的房子阔气多了。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神像，只是听父母说要好学习，神在暗中盯着的，会用得病来惩罚。后来在生产队放农具的破土房里，我看到黑乎乎的墙上有幅模模糊糊的画，中间有个人坐在椅子上眯眼看书，左右有人提刀拿印。父亲说画的关老爷和关平周仓。这就是我少年时对故乡草峰塬上寺庙的全部印象。

八六年我在部队提干后，第一次回乡探亲，父母提出让我去庙里烧根香，我这才发现，家乡原来是有好多寺庙的。不仅仅是我上过的小学，还有一些粮库柴窑，甚至牛圈鸡窝，都是早前的寺庙。现在重新收拾干劲，在里面立起了神位和香炉，香火重新燃了起来。问老人们才知道，这些寺庙里以前也并没多么洋派，大庙里的神像也都为泥塑，小庙也就墙上有幅画，有些神仙住在土窑里，也就只有不足尺高的木牌神位和巴掌大的香炉了。家乡向来少雨而贫脊，百姓们多是艰难度日，看来连神仙也跟着受罪了。

细细观察故乡草峰塬上庙的分类和分布，发现其中是有奥妙的。小庄户上的庙，多与百姓温饱有关，比如怕旱就供龙王爷，怕水灾就供禹王爷，怕雹灾就供火神爷，怕鬼怪就供山神爷等等。听说有个庄上就供着孙悟空，为的是降妖捉怪，保全庄平安。祖上是大户人家的，才供关公，供文昌爷，想到温饱以外的仁义和功名问题。村级庙宇就供纣王娘娘天官之类，教人明忠奸信权威了。乡庙才供佛和菩萨，劝人安本分，知因果，行善修身。而且三个级别绝不重复。如我上学的草滩庙是旧时行政村的村庙，离它百多米之外就有杨氏一族的文昌庙，乡级大寺佛堂寺金碧辉煌，它的后墙跟上，就蹲着个巴掌大的泥土小庙。组织架构要完整，大神不能代替小神，看来这些也是神界仙界的原则性问题。

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了，原有的庙都恢复了本来面目，可里面的神像没了踪影，于是翻新和重建就在所难免了。我当时探亲的时候，正是修庙的高潮，整个塬上形成了轰轰烈烈之势。许多妇女手里捏着几个鸡蛋当布施送到了庙上，还有老人砍倒自己的棺材树给庙上当顶梁柱的，真是虔诚之心可昭日月。我对他们讲：日子刚好了些，没必要搞这个。修庙不如修学校，修也没必要修那么多，有了村庙就没必要修庄庙了。他们说：中央领导还拜黄帝炎帝呢，崆峒山上新建了那么多大庙，市上领导没操过心？学校有政府管，村里的神顾不上我们庄里的事。现在的干部成了摆设，没神仙管用，自家喂的狗看门放心。而建庙的带头人竟然以退休回乡的干部、教师和包工头、万元户居多，他们凭借财力和威望，奔走呼号，策划组织，大捐钱粮，大显了一翻身手。本事大的就主持修大庙，本事小的就折腾着修小庙。庄户人家连神仙的名字都叫不上，可也是不看佛面看僧面，咬着牙往出掏银子。这些带头人是当代农村事实上的员外、乡绅和地主，建庙成为他们展示力量建立威望的一种手段。庙修好以后他们都成实际管理者，负责操办庙会，唱大戏做生意，成为草峰塬上乡村政治的实际主导力量。

当然，草峰塬上最具传奇色彩和最大气磅礴的修庙行动，要数后来的佛堂寺重建。

故乡草峰塬上最有名的寺院是佛堂寺，史载始建于宋朝，应该说属于文物古迹了。我小时候没见过，据老人说，其位置紧挨乡政府后墙，文革中拆毁，地盘后来盖了乡养老院。 八五年后的建庙风潮中，塬上百姓都吆喝让乡政府把寺庙重建起来。遇着天旱或下冰雹，都说是佛堂寺没重建，佛爷发了怒，甚至狗不咬人鸡不下蛋的事情，都把责任怪到这事儿上。有人直接挖苦乡长说，你们以前指挥群众学大寨，把山头都能推倒，现在怎么装熊连个破庙都恢复不起来。这时候的乡政府，早已没有了大集体时的虎狼之威，干部下村连一碗凉水都喝不上，按月连工资都开不出，哪里有这个能耐。就只能装聋作哑打哈哈了。

到了二OO八年，突然佛降吉祥于草峰塬，盛达集团的老总赵满堂独资二仟万，几乎在一夜间，就把千年古寺佛堂寺重建了起来。大富大贵有因果，来世全靠现世修，高人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哪里像我的那些穷乡亲，怀揣几个鸡蛋抱佛脚。听塬上人说，那年初春的一天，数十辆平板载重汽车，载着十好几尊有几丈高的铜佛，穿过平凉川，爬上龙爪坡，一路浩浩荡荡来到草峰塬上，沿途信众磕头鸣鞭者连成了数十里长队，佛的金光照得他们眼睛都睁不开。重建的佛堂寺飞檐斗拱，气势辉宏，乡民们说看着像皇宫，娃娃们说看着像天安门。寺庙全由盛达集团供养，云游僧人可以白吃白住，念经的和尚都拿工资，这样的事情我在别处没听说过。

天水人赵满堂，是拥有四十多亿身家的甘肃首富。他本是草鞋布衣，现在要利归天下，可这利又如何能归到穷乡僻壤的草峰塬上呢？究其因缘是塬上出了个刘侠平。这人是赵满堂的下属，经他的鼎力推荐，佛堂寺便重建在了他老家门前的山顶上。以一人之诚心，感动了一位巨富，使消失的古寺得以辉煌再现，这需要多么大的造化和功德啊！这件事情无疑会成为草峰塬上的千古传奇。事情真伪有佛堂寺内两块碑文为证。

麦  浪

麦浪应该是故乡草峰塬上最美的风景了。

我背着书包在塬上奔走了整整七年。那时候是人民公社大集体时代，塬上平坦整齐的土地基本上都种小麦，塬下的山坡沟洼梁峁处，多种五谷杂粮。学校都建在塬上的，每年过了元宵节，我们就一路瞅着麦地发绿，麦苗拔节，麦子抽穗，麦粒饱满，直至大地一片金黄。就要下镰收割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学期刚好结束。

麦浪在麦子抽穗之前就出现了。那时候麦粒已经孕育成功，渐渐地变得饱满，整株麦子就开始头重脚轻。这时一阵热风扑打过来，麦子们就前俯后继，麦田里就形如浪涌了。微风吹来，浪若清波。旋风掠过，浪若涟漪。三暑天少有的五六级西北风袭来，一往无际的麦田就一浪推着一浪走。偶遇西南风向西北风搏杀而来，一往无际的麦田里，就波涛汹涌了。我的目光无数次地盯着那麦浪，由近及远又由远及近，沉浸在那优雅灵动而又变幻莫测的美中。几十年后的现在，我有幸居住在南海之滨。当我看到蔚蓝海面上的波光粼粼之时，常会想起故乡那金色麦田上的金光灿灿。当我看到渔民们赤着膀子头戴斗笠撒网捕鱼时，一定会联想到我的亲人们戴着草帽光着脊梁挥镰割麦。

麦子由绿到青再到黄，是一个由青春到成熟再到衰老这样一个成长过程。当麦浪变得一片金黄，就该下镰收割了，庄户人家把这叫抢收。二三天内得抢收完毕，不然若遇一场雨一场风或一场冰雹，一年的辛苦就白受了。就算没这些，烈日烤干了最后一丝水分的麦杆，被风一吹，就不是妖娆的麦浪，而是瘫在地上的枯草了。而做为果实的麦粒，则会在其中发芽变质。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七五年的夏收。这之前遇到了年馑，整个甘肃是靠吃从河南调运来的红薯干，才勉强熬到接上新麦。麦子泛黄才没几天，许多人家的面缸里已经露底了。

开镰的前几天，父母和其它的社员们，就跟隐蔽在坑道里要打冲锋的士兵一样，显得急迫、兴奋而又紧张。整个村子里的人，夜里睡得都很晚，北斗到了中天，还能听见人嚷狗吠。父亲夜里不停地在磨镰刀上的刃片，磨利了好几只，把一块石头都磨弯了腰。母亲在用碎布片缝制护膝和绑带，给父亲和她各缝制了两套。

麦子几乎是一夜之间熟透的。天刚鱼肚白，社员们就已经手握着镰刀立到了地头。最有力气和技术的人首先下镰，差些的跟在后面。要屁股蹲在地上彳亍而行，前人领头后人跟进，几十把明晃晃的镰刀呈梯行推进，麦子很快倒伏，并成捆地睡在了裸露的地面上。那是些挥汗如雨的日子，也是农民们最能呈英雄的时刻。我父亲一辈子脾气犟，性子缓，又不服人，经常是鞭子挨了犁沟走了。可他割麦子是把好手，下镰快，耐力好，蹲坐一天都不知腰腿痛，生产队长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很喜欢他，爱夸奖他，鼓动他下头镰或收尾镰。他下头镰就死命地冲，收尾镰就死命地摧赶别人，弄得大家都没法耍滑溜弯儿。当时我和同学都跟在大人后边检麦穗，帮家里挣工分。队里为促生产，用大白馒头和稀饭做奖励。当父亲拿到比别人多的大白馒头，扯着嗓子喊我过去吃的时候，那个英武劲儿，活像个打仗得胜的将军。我的那个自豪，也真是没法形容。

这个火烧眉毛的时节，是不会养闲人的。老弱病残中只要能动的，都得拉麦运麦摞麦。不然就犯了众怒，就有人要日他八辈祖宗。当时有一位姓张的老汉，按辈份我该叫他姑夫。张老姑夫六十好几岁了，给生产队里当场管。这人性稳如乌龟，语缓似诵经，长年睡在场房里很少出来，可麦收时节一样要参加劳动。听父亲说，这老汉年轻时受过大罪，靠捡吃大户人家麦地畔上撒落的麦粒才活过来。张老姑夫抢收时不割不运，也不拾麦穗，而是跪到地里拾撒下的麦粒，据说每年都这样。看到他这样古怪的动作，我们这些学生娃娃都好奇地围过去看。他手指头又粗又硬，跟枣树枝似的，半天了捏不起几粒麦子。于是就朝指尖上吐上口水，再伸指头去沾。吐得没口水了，就把指头伸进嘴里沾湿。有些麦粒藏在杂草里边，张老姑夫就用嘴往出吹。吹的时候屁股是厥着的，下巴上的山羊胡子一抖一抖，脸皱成了一个核桃，有调皮的娃娃伸手打他的瘦屁股。

十多年后我再回故乡，已经看不到滚滚的麦浪了。家庭土地承包后，一往无际的麦田都分割成了豆腐块，大多都种上了能赚钱的玉米、蔬菜和苹果树。村民们弃窑上塬，盖了好多的瓦房。一往无际的麦田已经支离破碎，翻不起什么浪了。

当我再次见到张老姑夫时，他已经老得剩一把干骨头了。他只能给自家当场管了，几个儿子家的麦垛紧挨着放在场里。我去时大儿子家正在碾麦。拖拉机拉着一个石碌碡，在一片麦草里突突突地转圈圈，其它人都戴着草帽手握铁杈，把拖拉机碾过的麦草心急火燎地翻转过来。西北方向的天上有黑云升腾起来，挟着雷鸣电闪渐渐地压了过来。当时也碰巧，张老姑夫正好又在捡麦粒，也是爬在地上的。我大声向他问好，他慢慢抬起了头，瞅得认真，却没认出来，嘴里呜啦了几句。我大声说以前割麦子的事情，他瞅了瞅我，脸上似有微笑。

这时他大儿子老远吆喝他，说是麦草里发现一条长虫(蛇)，让他去挑着扔了。张老姑夫分明没听见，继续捡他的麦粒，大儿子就跑了过来。老远见自己爹爬在地上，就喝斥说:“一场的麦子就要被暴雨卷走了，捡那几粒麦子顶球用。”看见我在，略显难堪。就诉苦说，他的这位老先人，捡拾了一辈子的麦粒，到头来还是过了个叫花子日子。听了这位跟我父亲年龄相当，又当过多年生产队长的人说的话，我苦笑了一声什么也没说。生活所迫变成了生活习惯，习惯又变成了人的性格，最终影响了人的命运。我们或许都逃不出这个魔咒吧！

我还没从思索中回过神来，忽然看见张老姑夫双手执着一只铁杈，杈头上盘着一条菜花蛇，颤颤悠悠地往不远处的悬崖边上走去，身后老远跟着儿媳孙女和一群看热闹的娃娃。只听“咣”的一声，张老姑夫连蛇带铁杈一起扔下了山崖。他大儿子看到后，双手把大腿一拍，说：“妈的，可惜一把新铁杈了。”不知那个儿媳妇说:“这年纪了，怎没自己也跟着跳下去。”

后来再回老家，听人说张老姑夫已经过世，我就再没跟别人谈起过麦浪和割麦的事情了。

窝   棚

窝棚是看管粮食的人，在田间搭建的一种临时房屋。一般都是用小腿粗的树木做成两个A字型木架，一前一后挖坑固定在泥土里，然后用细些的树枝从上到下横着连接起来，两面斜坡上铺上枝条抹上混有麦草的泥巴，里面悬空的架子上铺上铺板和麦草就成了。

在我的故乡草峰塬上，什么时候有了窝棚，谁也说不清，在农村吃大锅饭时期最多，这一点是肯定的。小时候每到秋天，我在上学路上总能看到玉米地里有窝棚。白天里边没人影，有时能看见旁边的地上插有一把铁揪，揪把上挂件破衣服。我回家问为啥把衣服挂那儿？父亲说那是看管的人在演空城计，自己早回家睡大觉去了。我把父亲的想法告诉了同学，就有胆大的爬进了窝棚，摸到了老汉烟和火柴，还有烧熟啃剩的玉米棒子。有的同学被看管人发现追到了到家里，挨了父母亲的饱打。偶然听村里的二流子瞎吹说，这些窝棚里常有狗男女偷情，当时我们不懂这些，也没看见过。秋收结束后，整个塬上土地裸露，窝棚就全显了形。一个个像金字塔，看起来是一种非常状观的景致。过上十天半月，随着秋地的犁耕，窝棚相继拆除，景致就消失殆尽。

七八年的秋天，生产队夜里看管粮食缺人手，队长让大些的学生娃娃跟着上工。父亲就想让我也去，说夜里睡觉白挣工分，还不耽搁白天上学识字，划算得很。我兄妹五个都吃闲饭，最小的妹妹才四岁，母亲为照顾我们也上不了几天工。父亲夜里给生产队喂牛，白天还要抽空劳动半天。我明白家里日子的艰难，听父亲说完就大喊着要去，还夸口说我敢抓贼，我要提上自己的红樱枪，当天夜里还梦见自己成了《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红樱枪是我在学校当红小兵时做的，枪身是一根长木棍，没有铁铸的梭标头，就用刀子把棍头削成了梭标头，抹上了银粉，再在脖子上缠了一缕染了红墨水的麻丝。我要扛上它看管粮食，被父亲夺了过去，说弄坏了再没材料做。

看管这活儿要说还真好玩，几个人往窝棚边上一蹲，点着从生产队的麦场里抱来的一大堆麦草，烤玉米棒子和洋芋，再从队里的菜园里拔来几根葱就着吃，一团红彤彤的火苗照过去，影出的是几张沾满锅黑的脸。有人好像晚饭不吃饱，专赶这一饨似的，吃完了还掰来向日葵，坐在窝棚里磕瓜子吃。我也跟着学他们，偷偷留半个玉米棒子塞进书包，一大早走在路上吃。

夜里一个窝棚守三个人，扯起嗓子喊叫的话，窝棚之间能听得着。我问贼在哪里？他们说多半是外队的人来偷，让我只管睡觉少操闲心。他们好像不太关心贼的问题，只喜欢吃和睡觉。睡不着了就聊天，或跑到别的窝棚里串门。遇着爱吹牛聊天的就倒楣，弄得我半夜睡不着。有时候他们瞎扯男女的事情，就问我睡着了没有，我说没睡着，他们就说娃娃家不能听，就赶我到别的窝棚去睡。遇着天黑怕走夜路，就只好装睡着，听得我脸红心跳，还不敢出口粗气儿。夜里巡视时，他们都抢着去，让我守窝棚睡觉，啥时候回来的我都不清楚。有时候我爬起来去学校时都不见人。

有一天夜里月亮太亮，我从窝棚里看到老远的地方有人在偷玉米棒子，贼没头发，头顶发亮，很像我一个同学的爹。我说给睡在旁边的人，他爬起来提手电筒出了窝棚。回来后说没见人，第二天上课却看见我的那个同学手上拿着玉米棒子啃。我回家里说这事情，母亲就伸手捂我的嘴，还悄悄说，偷公家的不算贼。我气愤地说，那我们家不是吃亏了？母亲说:“你爹夜里也没闲着。”我这就没了话。再后来看到看管的人夜里出去不回来，我就知道他们是老鼠搬家去了。

一天夜里我跟歪头看管。歪头四十不到，头整天背在右肩膀上。他刚进窝棚就说白天吃坏了肚子，夜里放屁拉屎的臭，让我去另外一个窝棚里挤一挤，我就只好去了。第二天是个星期天，我睡到太阳晒上屁股蛋子了才爬起来，一个人唱着儿歌往家里走。顺路经过我昨夜离开的窝棚，爬上去想闻闻还有没有臭味儿，头伸进去却闻到了香味儿。爬上去发现了半块没啃完的苹果，我捡起来吃着回了家。

接下来好像有些倒楣，我老跟歪头分一个窝棚里。一天夜里歪头让我到一家人的窑洞顶上，用手电筒冲下面的窗户照几一下，看里面灯亮不亮，说这家的苹果熟透了，他要去偷摘几个回来吃。我知道这家的男人在城里教书，老婆是庄里最好看的女人。我去照了，里面没亮，有男人往外吼骂：“照你爹的吊。”我吓得拔腿就跑。回来说了，歪头没吭声，翻身就打起了呼噜。过了几晚上又去照，灯着了，没别的动静。回窝棚说了，歪头提裤子就往外爬，天亮回来给我扔了个没熟的涩苹果。几天后又让我去照，电筒设电了。我脑子灵机一动，拾起一块土旮旯冲下面的窗子扔去。没啥动静，就又扔了两块。怕有人从窑里往外看见，就藏到了墙后边。等了一会儿，没听见人骂也没看见灯亮。刚要走，漂亮女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月亮很亮，女人穿一身白秋衣，吓得我以为遇着了狐仙。

“你球大点人，给我扔土块干什么？”

“我…我...”

我一下子乱了方寸，恨不得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再往后歪头再见了我，脸就变得铁青，也不再让我拿电筒照窗户了。后来偶然听父母悄悄吱咕，好像歪头跟那个漂亮女人有啥马达事情，半夜里从窑顶往下扔土块，邻家知道了告到她男人那里，两家为这事儿还打闹了一回。我一听头皮就发麻，害怕他们用什么坏招数报复我。

一天夜里看管，又遇上了歪头。他脸跟猪肝一样，理都不理我。那一晚就我们俩个，他连窝棚都没进就没了人影。夜很黑，风很大,玉米叶子被吹得沙沙响，听着很糝人。我吓得睡不着，总觉得外面有人走动，或有人拍打窝棚。趁风小些的时候，我咬着牙爬起来钻出窝棚，提着我爹的破棉袄，朝远处另外一个窝棚里摸去。当我钻进玉米地没几步，就迷失了方向。玉米杆高过了我的头，叶子划破了我的脸，脚下猛然奔出一个野兔来，吓得我眼冒金星。我在课堂里听老师说过，人腿左短右长，黑夜里尽走圆圈，我就努力往右走。我又想起人家说，鬼会拍人后背，我就一遍一遍地转身往后看。当我的恐惧到了极点的时候，我的手从柔软的玉米叶里碰到了硬东西。再摸，是窝棚。头伸进去看，是我刚才离开的那个窝棚。我再也不感觉这窝棚里有多恐惧和孤单了，我觉得她是母亲的怀抱。我钻进去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觉睡到了天亮。

回家后我重感冒一场，茶饭不思，躺炕上起不来。简单地告母亲受惊吓的过程后，她说我被鬼勾走了魂魄。夜里她手端一碗水，里面放着两根筷子，带着我的一个妹妹，到大门外给我叫魂。母亲叫我名字一声，妹妹应一声，一路回到我睡的窑里。母亲把水碗放桌上，反复叫着我名字，把两根筷子往碗中央立。不一会儿，筷子竞然立住了,而且丝纹不动。母亲高兴地说，我的魂魄找回来了。过了一天我的病真的好了。

多年后我回到故乡，遇见当年一起住过窝棚的人。他们都夸我说：“你真是好娃，看着我们弄了那么多日鬼古怪事情，你都没学坏。”我说：“当时才不到十四岁，再晚走两年，跟你们这伙坏熊学，可能现在都坏得日塌了。”他们听了笑得一塌胡涂。

“那时候人困马乏的，狗日的男女，哪来那么多骚情事？”

“男女长年在一起劳动，未免生情嘛。再说现在又没窝棚了。

“现在塬上人打工都走完了，到处是寡妇村，剩了一塬的房，要窝棚干吗。”

“没以前那些骚情事了吧？”我问。

“亏你还是个城里人，你没听网上说，一个村支书弄了一村子女人？”

“这…这个……”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印    板

要说印板就不能不先说到印。

印是权力的象征。小时候我们看秦腔大戏，看到皇帝御桌上放着一块用黄布包着的四方块东西，听大人们说是皇帝的大印。说是只要往一篇字上盖一下这个印，那些字就变成了圣旨，天下的人都不能违抗，违抗就诛灭九族。后来在关公庙里看到，关老爷的义子关平手上也掌着这么个东西，听人说只要这东西往一张纸上摁一下就是军令，传下去多少人头就会落地。后来我长大了，知道有个红头文件，也是好生了得的东西，也知道当官的都握着一个印把子。我在部队工作时，就曾经替首长管理过一堆级别不低的印章。

大集体时农村的生产队长，大小也算个官儿，有没有象征权力的印章呢？有。它叫印板。它长宽各约三十公分，不比皇帝的玉玺小，不能用来发号施令，而是盖在一囤囤的麦粒上边，它一样是权力的象征。我的故乡草峰塬上，曾经有一百五十个左右的生产队，也就是说应该有一百五十多个印板存在。现在到底有多少存留在民间，我还没来得及考证。

印板做为权力的象征，它的使用程序，相信当下的村民，也没几个知道了。按说生产队长张嘴吆喝就是命令，用不着行文用印。农村主要产粮食，能掌控粮食，才是生产队长们的权力所在。我们陇东主产冬麦，麦收后经过打碾晾晒，然后把麦粒装在一个个用草席圈成的麦囤里，把上面裸露的麦粒抚平，然后把印板拿过来摁上去，印板上的图案就显在了上边。这图案就如封条一般，别人是无法动这囤麦子了，要动得队长亲自开仓验印才行。我不止一次地见过印板留在麦粒表面上那清晰好看的纹路，社员们都把这个纹路叫印花子。我曾经偷偷地弄一堆黄土，用父亲掌管印板的机会在上面玩过印花子。我看到过的印板多为桃杏木所刻，上面的印花子大都是“印”、“信”、“粮”、“丰收”等字，多为民间匠人所刻。有些大些的生产队，会把印锯成两半由两人保管，有些像现在某些保险柜设双钥匙。我家所在的赵湾生产队户数少，印板是一整块。

就像关老爷要关平掌印一样，生产队长也不能自己把印板整日挂在裤腰带上，当然他想挂还有人不答应的。可让谁掌这个印板，学问就大了。据说现在好多国企里，新老总上任后，都要把出纳换成自己人，为的是把钱控制在自己手中。生产队长一样要选自己人掌印板，可见这事儿没什么客气可讲。关于这一点，我父亲的故事最能说明问题。

我父亲是三八年生人，解放后当过社里的贫协组长，也算是村庄里的老革命了。按说弄他个生产队长的干干，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这事儿硬是没弄成，对此他心里窝火了一辈子。原因说起来也不长，我们一祖源流的赵家，分住在不同的生产队里，我们最亲近的家族是住在沟脑队上的，因为分家、土地和距离的原因，我家被分在了赵湾队里。赵湾有两大家族，虽说早已分成了近二十个小户，可按当下的说法，还是有潜规则和疑聚力存在的，其中一家的成分还很高。父亲曾经当了两天半队长，号令不动才散手不当了，老革命在封建家族面前吃了败仗。当不了队长副队长，当个会计出纳总行吧？也不行。父亲大字不识，干这些事情他没那个能耐。思来想去，只有这个带印的保管，看来是非他莫属了。也没费什么劲儿，父亲很顺当地掌上了印板。据母亲后来回忆说，父亲当时提着印板非常神气，走路都是晃着肩膀唱着小曲，仿佛他是执掌了一个生产队似的。没事了就拿个抹布擦拭印板，出门时要锁进木柜里，钥匙是挂在腰间的。那一阵子，队上开会也叫他参加，上面来干部吃油饼也有他的份儿。队上小灶的粮食不够了，队长也是端着笑脸给他说好话，这让父亲觉得他才是全队真正掌实权的人。这时候，那些吃不上油饼的人，就开始忽悠我父亲了，说你是给穷人掌印把子的，不能帮干部搞腐化，更不能给成分高的人当狗腿子。父亲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开始和干部们闹别扭了，也不再去吃油饼。

一天父亲跑去看粮仓，发现麦囤上面好几个印花子没有了。拿仓门钥匙的场管说，是麻雀从窗子里飞进去刨平了。没印花子的地方明明有了一个深坑，场管的话分明是骗人，可队长却来帮场管说话，事情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没几天又少了几个印花子，多了几个深坑，场管又把罪过安在了老鼠身上。父亲那时年轻气盛，又丈着替穷人坐天下的高傲，就扑过去打场管，这一打就把手上的印板打没有了。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掌上过权，闷闷不乐又秃牛瞎犟地在生产队里出了几十年蛮力。

然而父亲几个月的印板并没有白掌，他把学到的那一套掌印方法,用到了我们家里。我家那时候麦子少得可怜，用一个小木柜装，父亲就用他的手掌做印板来控制这些麦子。他的手像铁耙，一把手指又粗又短，向柜里麦子的表面稳稳地摁下去，一个熊掌一样的手印就出现了。不是防贼防干部，而是防我母亲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未经他的同意不能动这麦子，动了会暴跳如雷，直至拳脚棍棒相加。木柜的顶上有柜门盖得严严实实，麻雀和老鼠是进不去的。最初我能理解父亲，那时候麦子少，放开吃几天就完了，逢年过节，或来个亲戚就只能全吃杂粮了。后来搞了联产承包，几乎全吃麦子，而且麦子多得也用囤子装了，父亲还是用他的手掌印来控制，这就让一家人反感不已。那时候我已经当兵在外，每次回去都能听到母亲诉苦，说我父亲尽整她，每次去塬上磨面，架子车能拉二袋麦子，却只让他拉一袋去，尽跑了路数。这时候有了电磨，我家住在深山里，磨一趟面得上山扒洼。我嘴上劝说父亲别再这样，心里却想，他老人家以前是饿肚子饿怕了。又想可能是他给生产队里喂牛时间长，知道每次把牛喂个半饱，可以节省不少草料，现在为节省粮食对家里人用上了这一招。再后来一家人都搬上了塬，家里积下的麦子几年都吃不完，而且弟妹都成家另过了，父亲的做法还是不变，这就让我万万不能理解了。而且听邻居讲，老俩口为此还打架。我苦心劝解，父亲却丝毫不予通融。

前几年回故乡，忽然听不到母亲提这事儿了。问原委，母亲说：“一次她实在气不过，就没理那几个驴蹄子印，往口袋里装麦子，你爹扑过来要打我，我一把推倒在了地上，老半天没爬起来，再以后麦子上就连鸟印都没了。”

我听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想给母亲说点什么又没说出来。

郑   举  人

草峰塬出了个举人。

这事儿已有百年，到我这一代其实没几个人知道了。我了角这事儿，是缘于初中时的一篇作文。当时学校门外住着个退了休的张老师，没事儿爱在学校里头转悠。一次听见我在学生大会上朗读一篇文章，内容大概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什么的。当时是寒冬，我是住校生。一天晚饭后张老先生弓着个背找来，要了那篇作文看了，说我的文章有什么郑举人气象。看我住在冰冷的仓库里与一堆煤为邻，就鼓励了我几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草峰塬上出过个什么举人。回家问父母，他们都说没听说过。当时二伯父探家回来，他倒知道一些，说这是远年事了，举人就是旧社会高考成绩比状元低些的人。后来兴唱秦腔大戏，我看到了那个被包公用铡刀切掉脑袋的陈世美，心想状元陈世美能娶上皇帝的闺女，这举人差不多能娶上王爷的闺女吧。

八六年的夏天，我在部队提干后第一次探家。在一个庙里游玩，忽然遇上了以前那位张老师。此前已经听家里人说，这位退休老教师，已经成了我们草峰塬上的大红人了，能给活人算命，能给死人念经，还能给庙里画神像塑泥菩萨，到处跑着挣大钱，手上的徒弟就有一群，乡里人都尊称他为张神仙。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头戴黑呢绒礼帽，手里柱着一根雕花拐仗，在指挥给关公老爷塑像。他见我竟然能认出他来，还能记起初中时的那篇作文，就对我客气起来。看我穿着军官服装，肩上挂着牌牌，就认真打量了我一翻，说我印堂发亮，有贵人相什么的。又观了半天的面，瞅了手相，掰手指头掐算了半天，最后好话说了一萝筐。随后话题又扯到了郑举人。我说我刚上了个中专，哪能跟举人相比。张神仙说：这也不打紧，郑举人官至副省级，以你的手相面相看，好好干的话，将来也会八九不离十。

听了这话，我开始对这位传说中的郑举人重视了起来。路过兰州我去了几个图书馆，了解到我们塬上出的这位举人名叫郑浚，中的是光绪年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的并科前十名举人。后来当过清朝的官，也当过国民党的官，当到准副省级后，突然归隐江湖当了和尚。这些现在都提不到台面上来，怪不得人都不知道他。我心里当时也隐隐约约觉得，郑举人这个副省级也没啥了不起，自己二十二岁以正排级起步，如果应了张老先生的话，将来干到个副军级，位列个准副省级也未可知。

后来再次见到这位张神仙，大约是二000年的春节。过年时家里请客，父亲没忘请这位预言了我好前程的老神仙来喝杯酒。多年未见，他并未显老，听说连他的几个儿子都成了小神仙。席间他看我眉头紧皱，就问我是不是最近碰上小人了？我说是遇上了君子。我给他讲，我和几名干部提正连和副营的时候，遇到了难题。现役军官法规定，非领导职务军官任职满三年可提升，可单位非领导职务编制数额已满。这时主管领导表现出了很强的政治原则性，没有编制员额坚决不预提升。谁知道友邻单位的领导，却既讲原则又会灵活，满三年表现好的多数都提升了。其中一些调入我们单位，一跃成了我们的上级。这样我们就被前后夹击，没了出路，在正连和副营岗位上熬了近十年，才勉强干到正营，四十岁没混到副处，将军肚倒是挺起来了。张老神仙问，管这事儿的领导后来升官了没有？我说升了，升大官了。他说：“假君子真小人也。”我这时候已经寄情文墨，就把自己发表的文章拿出几篇给他看，他瞅了两眼就放下了。说：“男子汉大丈夫还是要提剑掌印，像我等读书人，终日给人点头哈腰或咬文嚼字，终归是没大出息的。”席间也没忘教导我像郑举人学习，让我韬光养晦，待机再升上去。天哪！学郑举人出家当和尚？老婆孩子不干啊！每到确定转业干部的时候，领导都必定要在我的头上摸一摸，还能奢想升什么官儿？

这之后，我用在读书写作上的时间渐多。可能是年龄的关系，或者是自己的失败心理做怪，我竟对这位郑举人崇敬起来。觉得他挟旧时代的功名，成了新时代的先锋，创立了同盟会和国民党在平凉的支部，并成为首任领导者，任环县县长时百姓送过万民伞，立过功德碑，做为国大代表在曹琨贿选中刚正不阿，在总理省银行省烟局和省民政厅，接近权力顶峰时，因看破官场黑暗而毅然止步，回归故乡兴办教育和弘扬佛法，创办了省立平凉一中，修葺和新建了崆峒山上的好几座佛家寺庙。此人非腐儒、遗老、政客和官僚，而是一个有做为的历史文化名人，不但平凉，就是甘肃的历史也绕不过他，实属我的故乡草峰塬上有史以来之最有成就者。我等只能高山仰止，实难望其项辈也！

二OO三年我从部队转业时，选择了最艰难的自主择业之路，彻底当了老百姓。之后一次回故乡探亲，在集镇上遇到了张老神仙。他当时正坐个小凳子和一群老汉打牌。听别人议论说他死了老伴，日子过得很艰难了，都戏称他是神仙下了凡。和我说话时知道了我的近况，连声嘘唏不止。我说老神仙你给我算错了，他说这辈子他从来没有失过手。他又重新看我的手相，说是应该没错。再问生辰年月，我说是龙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日，他发了一下楞，摇头说：“十一月的龙是卧龙也，没贵人相助实难腾飞起来。”我问为啥？他反问：“你见过那个月份天上响雷吗？”说完开始念念叨叨，又好像是自责自己：“龙借风雨起而声摄天下，以前是忘了算生辰八字了。”又观我脸面，忽露惊恐之色。问我右眉之上何来伤疤，我说是为救一个叫袁周科的战友遭歹徒殴打留下的。他问立功没有，我说没挨处分就万幸了。他连连叹息说：“破相了，破相了，一个伟人相就这样破了，下巴上再有领袖痣也没用了。”我苦笑了一声说：“不怨你老神仙，我就是这个命。”问起下一步的生活，我说已经在北海买了房，一家人要过去定居了。他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没权没势的，跑到别人的门前讨生活，怕不成啊。我说自己本来就不是龙，也不想压谁，靠吃苦养家糊口，估计还能活下去。夜里想起张神仙的话，久久不能入眠。坐在灯下的父亲，以为我已睡实，给母亲说村里人对我的议论，叹息丢掉官位的可惜。我听了心里滋生出一丝酸楚。心想一家人的生计都难有保障了，还谈什么功名。

这几年我的子女也上大学了。我教导他们说，老家草峰塬上出了郑举人，你们要向他学习。他们就说，不就是个全省高考前十名吗？有啥了不起。我说就算是，那草峰塬上也没有过啊。他们却说，我们是兰州人了，兰州有的是。我说你们不管走到那里，总是故乡赵家的子孙吧？我们赵家就不能出一个吗？他们就上网百度，然后就跟我抬起了扛，说人家郑浚的祖宗和后代，当官的和学问家出了一大群，你赵家尽一帮农民，出了你这么个比芝麻还小的官儿，半路上还给丢了，我们势单力薄的能成吗？

呜呼！草峰塬上赵洼庄里赵氏一门至我这里，求取功名之路休矣。

炮    房

炮房，具体来说就是防冰雹发射炮弹所用的房子。这种建筑过去在草峰塬上是很多的，现在已经很稀少了。我老家所在的赵湾自然村，现在残存的炮房仅剩下还没有坍塌的三面墙壁，偶有路人进去拉屎拉尿。

我童年时的大集体时代，塬上靠北方向那些突出的梁峁上，都建有炮房。平时是铁将军把门，里边藏有土炮洋炮和*****炮弹，都是些生杀之物，路过的人会远远地绕开它。

我了解炮房，是缘于经常去外爷家玩耍。

外爷家和我家隔沟相望，从我们家能看到他们庄的郭涧岭，那里就有一个炮房。我外爷活着的时候，是那里的炮匠，掌管着那个炮房，我有机会溜进去过。炮房里有个名叫将军的*****，还有长管炮和炮弹、*****这些臭烘烘的东西。将军是老辈子留下来的，炮身是一米不足的粗笨铁管，套着一圈一圈的生铁箍子，配有老碗口粗的生铁底座。平时，这位将军是稳坐在炮房正中贡台上的，脖子上系着红布，面前摆着香火炉。风暴雷雨到来之时，就请下将军来，在它的膛口里先填*****再塞沙石，而后从底座上的一个小孔处点燃引芯，*****就冲着沙石射向天空，发出的声音能让整个草峰塬发抖。还有政府配发的炮筒子，属于高精尖武器。它看起来再单不过，就一米五高二十公分粗的铸铁管，只是挨地的一头封了口而已。把开口的一头朝天，把炮弹点燃引芯扔进去，炮弹里的*****就把一个拳头大的黄泥球冲上天。那球里边藏有个雷管，雷管在天上是否爆炸只有天知道了。

故乡草峰塬上的雷阵雨，一般都是三暑天的午后有预兆，下午到来。多有冰雹夹带，麦收时节最为可怕。我小时候多次看到雹灾，最难忘的是七四年在外爷家的那一次。当时甘肃旱灾持续好几年，农村没粮吃，逃荒要饭的都不少。记得当时一声炸雷响过，白刷刷的冰雹就伴着暴雨从天上倾泄了下来。大的似乒乓球，小的如黄豆。我还嘻笑着想抓几个玩，只见外奶冲院子当中跪了下去，朝天上不停地磕头，口中还念念有辞，冰雹哗啦啦地打在她雪白的头发上。雨停以后我们扑向了麦地，看到麦子都倒伏在地里，麦穗都落在了污泥中，麦粒飘在流淌的雨水上，地头上一片哭泣声。

塬上有特大雷阵雨的最早的征兆，是西北方的天边有乌云弥漫。渐渐地随风而来，云如泰山压顶，雷如滚石助威，天地一片昏暗。我从窗户中向郭涧山岭望去，只见一道白光冲向天空，而后是一声震耳的轰鸣，我知道是外爷在使他的将军。有亮点冲向天空，我知道那是外爷用炮筒发射的炮弹。每当有雷阵雨经过而没下冰雹时，村里人都会念叨说，多亏将军发了威，今年的一只公鸡没白献。当然也忘不了说外爷的好话。

我不知道外爷何时起当的炮匠，只听他们村里人说外爷胆大，其它人弄不了这个事情。外爷胆大我信，他人瘦小，腿瘸，看着没神气，却敢抓蛇，爬崖，捉鬼，包括当炮匠。外爷放炮的本事，我是听父亲说的。他说，在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外爷敢把大炮筒子抱在怀里，把炮弹点燃，而后塞进炮管，再把炮口伸出炮房门外，让炮弹冲上天空。听说烧红的炮管，点燃过他的衣服，震聋了他一只耳朵。外爷的勇敢是有收获的，一年就放那么几炮，生产队里却要给他额外分好几百斤麦子。

在了解了外爷放炮的收获后，我父亲眼红了。他建议在我们赵湾生产队里建个炮房，由他来放炮，当然也得要几百斤麦子。队长和社员都同意这事情。原因很简单，我们队处在外爷炮房的西边，雷阵雨自西而来，会在没挨炮轰之前先下冰雹。队里的将军和管炮没人会用，长年在关老爷破庙里睡懒觉。砌几堵土墙，棚几根树枝，就是间炮房。至于几百斤麦子嘛，炮响吓走的麻雀都能省下这点来。母亲和我们姐妹却都不赞成，说是太危险了，耳朵也会被震聋。这之前远路上传来消息说，说有个炮匠立偏了炮筒，射出的炮弹把炮房掀平了。母亲说家里有了承包地，营务好了有粮吃，不要再把脑袋挂裤腰带上挣那几斤麦子了。父亲却说：他才不会像外爷那样抱着炮筒子放炮呢，天间的事情，要下雹子他也拉不住。至于耳朵嘛，他又不读书听报告，耳背点不生气。父亲决定了的事情，十头牛是拉不回来的，炮他还是放了，而且拿回来了二百斤麦子，社员们还尽说他的好话。二百斤麦子是一个人半年的口粮啊，父亲高兴得做梦都唱小曲。有次一股黑云挨了父亲几炮后，把冰雹倾泄到了东边一个叫岭背后的地方。队里为此还专门给他炸了一次油饼，让他享受了一次公社干部的待遇。

然而父亲的时运总是不太好。放了两年炮，农村就搞起了联产承包，干部们的口粮都没了着落，谁还顾得上他这个炮匠。这时候父亲就试探性地问村里人：这炮还放不放？能不能讨到麦子？庄户人家虽说文化不多，可放炮防雹这样的事理还是明白的，都鼓动他继续当炮匠，说赵洼庄四个队百十户人家供养一个炮匠，每户讨上二十斤，讨到一半都五六百斤了。有的还拍胸脯说，讨的时候他们当帮手。父亲于是就继续放炮。秋后和干部们一起上门讨粮，村民给干部的都是簸箕头上的瘦麦子，还骂说就算是喂狗了。对他却是笑脸迎送，给的麦子是又饱又圆，说他是刀刃上取利，是*****上挂镰刀，弄得是玄乎事情，不像干部，给狗脖子上挂个馒头都能当。父亲讨来的麦子有六百多斤，欠下的都是些长年门上挂锁的打工人家。这时候不仅仅是几百斤麦子的问题了，父亲在生产队里受了几十年的恶囊气，忽然受人抬举，那是非常幸福的了。这之后的十好几年里，父亲逐渐变成了弯腰弓背的老头儿，可炮房和炮筒子他是从来不放的。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村里人家的存粮一般都能吃上三年。外出打工的人多了，田地摞荒的不少。农民们多为挣钱而苦脑，少为粮食收成操心了。父亲再给他们讲放炮的事情，也没几个人爱听了。都应付他说：你是炮神爷，你响炮拿粮就成了。似乎是在说：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又亲听了很失落，就常常跟人争论放炮防雹的重要性，人家不高兴了就来一句：“又不是不给你麦子，你说那么玄乎干啥？”经常把父亲弄得面红耳赤。可父亲是个固执的人，他还是不愿意从他的炮匠岗位上退下来。

二0 0四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父亲带到了几千公里之外的广西北海居住了两年。其间父亲的最大爱好，就是扒在电视机前看老家的天气预报。到了麦收时节，父亲就心急火燎起来，一天几次电话问雷阵雨，问有没人替他放炮。母亲电话那头骂他：“闲吃罗卜淡操心。”一次我说：“爹你是不是盼下场冰雹，来证明你的英雄？”爹听了就红头胀脸地训斥了我一顿，说我是当了城里人忘了本。他孙子讥笑他说：那个破将军打冰雹是指屁吹灯，尽骗老百姓的麦子吃。气得父亲几顿饭都没怎么吃好。他孙女上高中懂了些科学，说放炮产生的振动能改变云里的什么分子结构，能避免冰雹生成。他听了高兴，就买水果糖给她吃。临回家的时候，我试探性地问：“这次回去再不放炮了吧？”

“放。不给麦子也得放。庄家汉收不上粮食，你们城里人喝西北风吗？”

我送父亲回到老家。进门就听弟弟和家里人说，村里新近出了件怪事，路过收垃圾的撬开了炮房门上的大锁，把防雹的将军和几个管炮全偷走了。父亲听了脸色变得铁青，半天了没说话。我的心里则如释重负，只是没有显示在脸上。我想那个贼如果上门的话，我得好好跟他喝几杯。

自从父亲不当了炮匠，其它地方也没再听见炮声。草峰塬上的炮房和炮匠，无疑走入历史。

洼

洼是一种地形。

在故乡草峰塬上来说，洼就是很陡的坡，不能修梯田种粮食，只能长荒草和树木，人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洼有些像城市里的公园，是乡里人撒野和开心的地方。有些洼承载和见证了许多代乡里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能算得上是乡村的文化遗存。

草峰塬上的洼很多，地名中带“洼”的有郑洼，莫洼，常洼，段洼和我老家的赵洼等等。关于洼的传说很多，最有名的当算赖张家的枣子洼了。七八年我在明星初中上学的时候，一位老师就在课堂上讲了这个传说。说是几百年前，枣子洼为张家和另外一家后来遗忘了姓氏的家族所共有。枣子洼上长的是一种酸枣树，这种树属灌木，长不大，高也不过几尺，全身长刺，结得酸枣却很好吃。突然有一年，两家为争酸枣翻了脸，都说枣子洼是自家祖先所传，直至动了家伙，也没分出输赢。告到官府因没证据，也判不下去。后来一个乡绅出了馊主意，谁家的人敢从这枣子洼的顶上滚下去，枣子洼就归了谁家。张家有一个二楞子，一听这话跳了出来，一声吼叫就滚了下去。待张氏族人找到这楞小子的时候，他已经摔得断了气，从他身上拔出的酸枣刺儿装满了一个大老碗。这样枣子洼就归了张氏一族，另外一族气不过就迁往他乡了。相邻四舍的人知道了这件事情后就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张家有些耍赖，不够仁义，之后称呼张家时，就在张字前边加个赖字，“赖张家”这种称呼就一直沿续到了现在。这个故事可不是我胡诌，它记载于现今赖张家的三官庙大殿前的石碑上。

我生长的赵湾，也有的洼叫湾里洼。我童年时，赵湾是个生产队，湾里洼就是个人和牲畜都能够无拘无束、信马游缰的地方。洼有百多亩大，面朝东南，远山环抱，有杂草和杏树生长，有一条三道弯的山路从中间穿过。我家住在洼下的一个叫荒山的小山湾里，从小走洼上的这条山路上塬。我看到了洼上草木的兴衰荣枯，洼也见证了我十七年的艰难成长。春天我在洼上折杏花，夏天我在洼上摘杏子，秋天我在洼上扫树叶，冬天我在洼上拾羊粪球。有马蜂在杏树上筑了巢，我带着的同学，找来长棍在一端梆上麦草，点着伸过去烧，蜂巢被火烧得哔哔啪啪，我们却被马蜂追得屁滚尿流，脑袋被马蜂蛰了肿得跟马蜂巢差不多。我赶着羊群来到洼上，羊儿无拘无束地吃草，我蹲在向阳处埋头看书，闭着眼睛憧憬未来的生活。我和同学们在这里捉过迷藏，我藏在杏树上躲过父亲的多次追打。这里给予了我好多的美好回忆。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就存在着以强凌弱的情况。我经常被有些同学强迫从湾里洼上带杏子给他们吃，害得我天不亮就爬树去摘。杏子放进书包里把书本都糊了，就这还受他们的欺负。一次几个人扑过来搜我的书包，搜不到就把书包倒提了起来，书本纸笔撒了个满地，我一路嚎哭回了家。

一个星期天的晌午，我去塬上的供销社买煤油和盐。刚走到湾里洼上，突然看见欺负我的那几个同学，从沟坡爬上湾里洼，窜进了杏树林。我怕他们看见，就低着头猫着腰往塬上走。杏树林平时是由靳老汉看护的。他是个上门女婿，因为腿瘸老柱着个棍，人又迟钝，每次有外庄里的人来偷杏子，等他连爬带滚地追到洼上，偷杏贼们早已爬上了对面的山坡。他们会冲着靳老汉高喊：

“靳老汉，三脚羊。

上门鬼孙不好当。

一洼杏树看不住,

气得直叫爹和娘。”

靳老汉绰号叫三脚羊，听了气得牙齿直打颤，往后干脆就不怎么追了。

我刚从洼上拐进一个沟湾里，老队长突然出现在了我眼前，伸出手中的镰刀拦住了我。

“偷杏儿没有？”

“没…不信你搜。”

“一洼的杏儿你紧着吃，沟里上来偷杏贼你告我。”

“这…这会儿就有一群。”

老队长一听我这话，提着镰刀像恶狗似的扑向了湾里洼。

原来生产队里刚换了看杏儿的人。老队长六十多岁，以前当过队长，人恶心黑，众人都惹不起，见面就称呼他为老队长。

老队长挥动着手中明晃晃的镰刀在山路上奔跑，嘴里并没有像靳老汉那样又吼又叫，而是默不做声。他追到洼中间的时候，偷杏儿的那几个学生才发现。他们不急不慢地跳下树，提着装满杏儿的书包，大遥大摆地走下了沟里的小路。他们知道看杏的不会追下沟里的，最多是立在崖畔上冲沟里骂上几句。老队长到了崖畔上并没冲崖下吐唾沫星子，而是疯了似地用镰刀从崖边掏挖土块，然后朝崖下疯狂地砸了下去。我老远看到后，吓得就拔腿跑向了塬上。

晚上回了家，我试探性地问父亲，老队长人好不好。父亲说这人毒得了得，他老婆咽气的时候，他一手提着镰刀，一手提着张破草席，进屋冲老婆喊叫：“你快咽气我等着卷你呢。”我听了这话，胸腔里就嗵嗵乱跳，心想该不会出人命吧。第二天上学后，我看到那几个学生的头上脸上都贴着胶布，就为自己的告密而后悔，身上也紧张得出了汗。大约半月之后，爱欺负我的学生中的一个，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吓得我额头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说：“以后不用给我送杏儿了，那老家伙太歹毒，抓住了要人命。”说完又冲我肩膀拍了一把。我当时竟不知道说啥好。

这些年来，我每次探亲都要到故乡的湾里洼上去坐一坐。山里人家都搬上塬了，养羊的人家也没了，洼上的杏树多枯死，只有荒草比以前长得茂盛。以前那个生机勃发的洼，现在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一般，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再看看整个村庄，新建的高房大屋也没几个人住了。村庄的消失，似乎都在旦夕之间，一个洼的孤独，又有谁会在意呢？

架  子  车

架子车是一个简单的运输工具。具体来讲，就是一个木车厢，下面左右两个车轮，跟自行车轮一样但比它结实，前边伸两根平行的木杆，拴着一根绳索。车厢里装上东西之后，人站在前边，两手紧握拦杆，用肩膀扯着绳索往前走就行。

架子车在我的故乡草峰塬上兴起得很晚，大约是七六年之后的事情。我家所在的赵湾生产队里，正式有架子车的标志，是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七七年的农业学大寨掀起了高潮，平凉县召开了表彰大会，给我们队里奖了两付架子车轮。车没身子只有脚，陇东人说话又爱加个“子”，就起个名字叫车脚子。车脚子由两个平行的车轮和一根连接的钢管组成。社员大会上，队长兴奋地说，这个东西比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历害得多，家家都有了它的话，赵湾很快就变成了大寨。父亲回家里却发牢骚说，架子车再好要人拉，让牛睡觉让人拉车，这是变着法儿整人。母亲也附和说，车轮子太小，一个牛车能顶它二十多个。我从学校里回来，就去麦场里围观木匠做架子车厢，看到的确比牛车车厢小很多。我曾偷偷地试拉了一下架子车，竟然一拉就动。三头牛才能拉动的牛车，肯定比过一个小娃娃能拉动的架子车，队长看来是在骗人，肯定像母亲说的那样，为了节省草料而把社员当牛使了。

没过几天，我在放学的路上，看到了其它村庄里用这东西往地里送粪，往粮站上送粮食，走起来好多辆架子车连成了一长行，跟蚂蚁搬家似地。听说富些的生产队里家家都都有了，连胶轮大马车都不用了。而且拉着这东西还能上山下坡，真有些木牛流马的气势。

放学回家，我急切地告诉父亲这些。他说早知道了，队长扛回来的那两个车脚子都被有钱的人家高价买走了。说一个架子车参加劳动按一个劳力计工分，跟一个娃娃当帮手算半个劳力。父亲这时候不再骂架子车顶牛车了，而是琢磨着如何给家里买一辆架子车，这样我们家劳力少的问题就能缓解很多。一辆架子车大概为一百八十元左右，父亲为凑这个钱是绞尽了脑汁。当时正值秋末，为此家里买点新棉花拆洗破棉衣的计划落了空，连母亲积攒的，塞在墙缝里的几绺头发都卖了，那是要换针丝给一家人缝制衣服的。当父亲提出卖掉一罐菜油时，母亲干不干了。菜油大概十来斤，那时候炒菜很少，这些油多是用来拭锅的，不然烙饼和做散饭时会沾锅。父母先争吵后撕打，后来父亲下了狠手，母亲就鼻青脸肿地带着我的一群弟妹，逃难似地去了我外爷家。可这并没有改变父亲买架子车的决定。第二天一早，他把我一个小娃娃放在了家里，自己提着那一罐油，翻过潘杨涧河，到镇原县的新城镇上赶集卖油去了。

初冬的草峰塬上天高云淡，可已经寒气逼人。荒山上总共住着我们四户人家，还住得七零八乱的。同院的二伯父家长年工作在外，伯母带着孩子这时候去了娘家。深山孤岭里就我这个十三岁的小娃娃守着。家里缺食没*****，能听到的就只有乌鸦的叫声。父亲出门后我就倒插了大门，把家里的所有铁锹镢头都顶在了窑门里边，钻在窑里不出去，尿都是从门缝里刺出去的。太阳落山后还听不到父亲的声音，我就有些惊慌。月光落在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开始恐惧了。悄悄吃了半碗剩搅团，就点着煤油灯，瞅着那一粒灯火盼父亲回家了。

我守着那粒灯火，一遍又一遍地屏住呼吸听外面的动静，盼父亲的敲门声。一股风吹向院里的大门，门扇就哐哐乱响，我的心就一惊。风从院里掠过，地上的树叶枯枝被挟裹着往我住的窑门口跑，发出一阵古怪的声音，我的胸中就嗵嗵乱跳。风再一推窑门，我的心就从嗓子眼处往外冲。门不响了，我的心才又塌实地落在胸腔中。这样来回折磨，我的心就如揪一般难受。窗缝里如果有风透进来，那一粒灯火就颤颤悠悠，随时有熄灭的危险，我只是着急，想不出任何救它的办法。后来多少年里，当我孤立无援和孤苦伶仃之时，常常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粒灯火。

大约过了零点时分，大门咚咚响了。听到父亲熟悉的咳嗽声，我爬起来开门冲向了院里。父亲手上提着的罐子晃晃当当，我知道菜油卖掉了。父亲带回来几根黄瓜，折了一截塞到了我嘴里，把其它的泡进了水缸里。凑伙着吃了点剩饼子，就上炕睡觉了。那一夜父亲是搂着我睡觉的。我们兄妹五人出生间隔都短，在父母那里“得宠”的时间都不长。之前我就没有父母搂着我睡觉的记忆，十二岁的这一次搂睡，算是唯一的了。尽管由于太激动，没睡多少时间不小心肘子撞了父亲的眼晴，他一生气把我推到了一边，可这种温暖我还是记到了今天。

三十五年后的去年。我独自一人提着把雨伞跨着个相机，重走了父亲当年的卖油路线。保守地估计，单程有二十公里，一半是山坡路。我用了半天走了一个单程，后面几公里还是坐的汽车。父亲来回提着个笨重的罐子，少吃没喝地走了四十多公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行程？

架子车终于买下了。父亲拉车我牵绳，在寒假里参加生产队送粪挣工分，心里那个高兴劲儿，真是没法形容。稍有不足的是，因为差二十元钱，买的是旧架子车，车轮上少了护板，我不能像别的娃娃那样，在空车时坐上去让父亲拉着走，并晃当起两只脚丫子。

这个时候，架子车在草峰塬上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一二年内几乎每家都有了。农业学大寨新修梯田大会战中，挑箩筐变成了推拉架子车，如同小米加步枪变成了飞机加大炮。架子车也改变了我家的生活，到我当兵离开故乡时，凭借着它，我们在塬畔上大致修好了一处新窑庄。几年后父母带着他的一群儿女，离开了那个偏僻孤独的荒山，举家搬上了塬。

离开故乡多年，我的心中始终有一种架子车情结。通过各种渠道，我知道了故乡有关架子车的一些事情。父亲买的那辆架子车被堂弟戏耍时推下了两丈高的盖楞，折断了两条栏杆，父亲竟然没生气发火，伯父从城里回来修好后重新又用了。三妹用架子车推着二妹玩耍，连人带车推下了有五层楼高的悬崖，因为泥土柔软而人车俱在，二妹只是受了些轻伤。有一年我五十多岁的表哥张明怀，回到老家草峰塬上，用架子车拉着他八十多岁的父亲走亲串友，往返二十多公里，成了塬上的一道新风景。表哥也五十多岁了，长年工作在兰州，任处级干部多年。他的行动让许多人好奇和不解，他就解释说：不是掏不起几个出租车钱，是老人坐架子车不晕车，路见熟人可直接说话，到熟悉的地方想停就停，在亲戚家想住就住，免得门外老有个司机在催促。

转业后我回老家，在路上老远看到三妹拉架子车很艰难地爬坡，三妹夫远远地溜地后边，不肯赶上去帮忙。我过去问其原因，是三妹夫嫌拉着架子车丢人。这让我火冒三丈，当着路人的面把他好一顿训斥。我本来想踢他两脚下的，想着他不姓赵才忍了。回去说给父母，才知道这时候的草峰塬上，架子车已经过时，好多人拉着它都觉得有失面子。

去年我回老家，一路上基本看不到架子车了。快到家门口时，忽然看到白发苍苍的母亲，一个人拉着架子车匍匐而行。我赶上去帮她拉，发现车上也没拉什么，就劝她老人家以后再别拉这又重又笨的东西了。她说：“塬上路平，拉上它赶个集，买点东西都方便，比背着强。路上走不动了，还可以放下来蹲坐在车檐上休息。实在走不动了，遇上庄里的学生娃娃，给上他们点糖果啥的，哄着能把她拉回家里。”唉！父母亲有五个儿女，现在都各奔东西了。老来无助，竟然依靠架子车当帮手，做儿子的心里实在感到渐愧。

泉

草峰塬属于半干旱地区。这里降雨量少，地下黄土层又厚，打井难度大，人畜饮水都靠塬下深沟里的泉水。塬上有一百多个自然村，预计有泉一百五十多眼，牛羊畜生饮水的那些针眼儿小泉还不算。这些泉大小不同，形态各异，是一道奇特的景观。

我童年时，上学参加课外劳动和走亲串友的时候，在不少村庄的泉里挑过水。泉看起来是一池子清水。它是在有泉眼的地方，掏一个大土坑，让泉眼里涌出的水积聚起来而形成的。大泉有二十多平米的面积，小泉也有三两平米。泉眼的大小和涌水的力度是泉大小的决定因素，大的泉眼跟济南的趵突泉一样咕咚咕咚地往外涌水，老远就能听见声音，针尖泉眼儿得爬在地上才能看清。我在故乡看到的最大的泉眼，是土门村深沟里的泉，水流有碗口粗，从一个石崖缝里喷射而出。水质清凉干净，不用挖坑积聚，可直接用桶盛接。我是夏天偶然去那里挑过一次水，当时手伸进水里能凉透骨头。我伸过水桶接水时，水流差点把我和水桶冲走。有力气的人能摁住水桶，可冲进桶里的水却逆向冲剌出来，泼他个满怀。听弟弟说，塬上的岭背后村还有个比这还大的泉眼，我没机会见到它。一般的泉眼多为指头和筷子粗，后者更多一些，有时候还能看到针尖泉眼聚成一窝。我老家赵湾的深沟里有一汪泉水，寒冬腊月里，丈余地盘内绿草青青，热汽腾腾，是牛羊饮水的好去处，夏天手伸进去却冰冷剌骨。现在想起来，它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温泉了，想必是故乡人不识宝，商家们还没发现罢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是那些针眼小泉。暑假的时候，跟着羊群后边拾羊粪豆挣工分。我们能在沟崖深处湿软的泥土里找着泉眼，然后要来羊倌手中的镰刀，用刀尖在泉眼处掏出一个坑来，然后就去拾羊粪豆，拾满箩筐了，羊也吃饱了，太阳也要下山了，我们跟着羊倌唱着小调赶着羊群走来，一汪清沏的泉水就摆在了眼前。我们先扑过去撅屁股伸嘴喝足一肚子，再轮到羊喝，羊喝完了，我们会解开裤腰带刺进它几泡臭尿。到了寒假，再找那些针尖泉眼就更容易了。找结冰的地方去准是。用镰刀背敲开冰层，里边就能看到有水流动。再敲出一个冰窟窿来，等上一会儿准能积一泉水。我们和羊喝完后，就不能把尿刺进去了，后面来的羊馆看到热尿浇出的一连串窟窿眼子，会骂我们八辈祖宗的。当然最好玩的是溜冰。那些泉水流到河沟里形成的小溪，这时候全都结冰，连结起来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玉带。我们把装羊粪豆的箩筐搁在冰面上，把屁股蹲在里边，让别人从后边推着在冰上滑行。我们轮换着推，轮换着蹲，在冰面上连起长长的一行。我们吼啊喊啊唱啊，声音震得崖娃娃(山谷回音)乱叫。

自古以来，人们都喜欢逐水草而居。故乡的草峰塬属半干旱地区，雨在秋天下，水在沟里流，逐泉水而居就成了必然。但泉水多处在悬崖沟壑深处，山洪和泥石流多，所以人只能住在离泉水较近的半山腰处，这样挑水就成了大问题。一直以来，我家都怨我爷爷选了荒山这么个破地方安家。虽说也是个半山腰，可山下的红土沟里的泉眼小，挑水的路挂在悬崖上，泉水里尽含难以沉淀的红泥。我的记忆中，父亲进了家门的头等大事，就是找扁担提水桶出门挑水。印象最深的有一次，父亲夜里挑水回来，浑身的衣服跟水里泡出来一样。后来听母亲说，是父亲来不及洗衣服，就趁着夜黑没人，脱下衣服用水桶当洗衣盆洗了，湿穿到身上挑水回了家。

我大约是十岁多些接过了父亲的挑水担子。刚开始挑半桶水，因为个子小，扁担上的铁链子得缠上一圈。红土沟里的泉眼有筷子粗，是出现在悬崖塌陷后堆积的大土堆上的。平时有两个泉，人畜各用一个。这泉的位置实在不好，处在泄洪的通道上，夏天一场暴雨降临，泉就没了影儿，就得重新掏。大约是七一年的春天，当时社员们在红土沟畔送粪。中午时分，沟里突然一阵“轰轰隆隆”，紧接着一沟的尘雾升腾上来，弥漫了整个天空。尘雾消散后人们发现，沟里发生了滑坡，大土堆和两汪泉水都没了影儿。万幸的是当时没人挑水，只埋掉了沟畔上吕家搁在泉边上的两只新铁桶。我对那两汪泉水最难忘的记忆是，牛羊这些畜生，老跑到属于人的泉里喝水。一次生产队里一头年轻好看的母牛，在我刚舀水的时候冲了过来，两只前蹄直接踩进了泉里。我怕它用头顶我，就赶紧闪在了一边。这个该挨刀的母牛，在喝足水后，屁股往边上一扭，把一肚子的尿稀哩哗啦地撒进了泉里，而后扬长而去。我当时就气晕了，我瞅着头顶的蓝天发了老半天的呆。家里做饭等水下锅，我只好舀满两桶挑回家。路上我就心里暗下了决心，等我长大有钱了，一定把那头牛买来宰了吃肉。可后来有钱了，生产队都没了，那头漂亮而可恶的母牛更是没了踪迹。

下到红土沟里挑水的路，是开凿在悬崖上的，宽二米左右，最陡处45度，有两个360度转弯。我走这条危险的崖路的经验是，不向崖下看，不后退半步，扁担得斜挑，转弯换肩膀。当时生产队里有一圈牛养在沟畔上。如果听到有牛蹄声，那无论如何得赶到拐弯处躲避，不然一群牛挺着大肚子冲下来，后果是可以想象的。死神曾经与我擦肩而过，这得从我家的水桶说起。我家的两只水桶不一样，一只木的一只铁的。铁桶大而轻，是木桶坏了一只后新买的。木桶小而重，已经老化漏水。每次挑水，得先用稀泥糊好木桶底部的漏洞才行，有时中途得抓把黄土撒进去。就这样木桶还经常会变成半桶水，担子经常一头重一头轻。一天我在下红土沟的崖路上滑倒，人没有滚下沟去，手还死死地抓住了铁桶，木桶却滚下了山崖。没找回来木桶上一片木板，只拾回来一个箍桶的铁环。我知道这木桶在我们家的份量，就吓得不敢回家，在门前的土坡下嚎啕大哭。我哭的意思很明确，告诉父母我闯了祸，我很无辜，我怕挨打。如果父亲提根棍追出来的话，我就转身翻沟过涧去外奶家躲避。只是那天运气好，遇上大姑回娘家，听见了出门拉我回的家。后来家里卖了一篮子鸡蛋，买了只新铁桶，我们家的水桶才配成了对儿。

我离开故乡不久，随着村民搬迁上塬和自来水的逐渐普及，塬下的大部分泉就都废弃了。近几年又搞退耕还林，山里没有了羊，泉这种景观就几近绝迹了。我每次回故乡，都是要去红土沟畔望一望的。面对崖路坍塌，人是物非的景况，我有的只是一声长长的叹息。我想有关泉的事情，在故乡草峰塬上，不久就会成为一种传说。

浆 水  罐

我的童年时代，故乡草峰塬上许多人家的锅台上，都蹲有一个尺多高的陶瓷罐，罐口盖个菜盘，这就是浆水罐。塬上的锅台多是黄泥土坯砌成，上面有一大一小两口铁锅紧挨着，浆水罐多立在紧挨处靠墙的三角地带。每当锅里有剩面汤和剩面条时，就舀几勺子到罐里，方便时再扔些菜叶进去，过上一夜，里面的水就变成了浆水。待锅里煮好了面条，揭开罐上的盖子，把罐里面的浆水舀出几勺子调入锅中，锅里立刻会汤清面筋，吃起来酸而爽口。如果在热锅里滴些菜油，扔些蒜瓣，再舀几勺子浆水下锅，一股子香味儿会直往人的鼻孔里钻，能把人香死。

浆水是我童年时，故乡草峰塬上多数人家，除盐之外最重要的调料了。它不仅可口，而且调制和用料简单，有剩汤剩饭就行，不用花钱买。在那个点二两灯油都靠鸡屁股里掏蛋来换的年代里，这是难能可贵的了。当然，也有不吃浆水的人家，他们基本上有家人在城里上班挣工资。他们说平凉城里人不吃这东西，说是剩汤剩饭本来就不卫生，混在一个罐里，大热天的憋上几天早臭了，闻起来也尽一股子脚丫子味儿。因此当时有了“穷吃浆水富吃醋”这样一种俗语。

我对于浆水的认识和记忆，是缘于下面这样一件事情。

七四年暑假期间，遇上生产队里碾麦子。当时碾场翻场轮翻上阵，中午没休息时间，我家住得偏远，父亲没法回家，母亲看护着我的一群弟妹本来就忙，还要打碾家里自留地里收的麦子，我就承担起了做饭送饭的任务。那时我虽说只有十岁，可简单的面条已大致会做。头一天送了半罐面条去，父亲从罐里往外舀，舀出的全是面糊糊，筷子挑不起一根面来，这让一群女人看了笑话。她们端起饭碗比，夸奖自家的娃娃会做饭，讥笑我母亲不会教，父亲听了也不大高兴，就没把面条再往碗中挑，而是手掌起罐子，用筷子连面带汤直接刨进了肚子里。回家说起这事儿，母亲说面条赶得没问题，肯定是柴火太软太湿，锅里的水急忙烧不开，面条泡得时间长的缘固。夜里我琢磨了好长时间，第二天一大早，就爬上了大门口崖坡处的那棵有三丈高的老榆树。榆树顶上有个很大的喜鹊窝，全部由干枯的树枝垒成。我撕拆树技往下扔，弟妹们在地上拾，两只喜鹊拍打着翅膀鸣叫着往来扑。我看着窝里毛绒绒的喜鹊儿子了，心一软才停止了撕拆。有了这些树枝，中午下面锅就开得很快，面汤都溢了半锅台。面送到麦场后，我想让那帮刁婆娘们瞅上一瞅，可父亲担心女人们又多嘴，就躲在没人处吃了饭。我问怎么样，父亲说汤清多了，就是面没揉好，面条断截太多，粘在一起的不少。这事儿好办，第三天一早我就动手和面。面案子太高，踩个小凳子用不上力，我就跪上去揉，累出了一头的汗，沾上了一身的面。中午送去时，父亲正坐在一群人中间。我很自信地把面罐递了过去，父亲往碗里舀时，果然汤是汤水是水。父亲吃得美滋滋的，其它人看着直流口水。这时一个刁钻的婆娘说:“看着啥都好，就是汤有些浑。”我急忙争辩说：“清的那是调了醋的，我家是浆水。”那婆娘说：“浆水一样汤清。”

“是没偿出浆水味儿。”父亲改劝说。

“我是从浆水罐里往锅里舀了好几勺的啊？”我哭似地大声嚷嚷。

多嘴婆娘又笑话我母亲不会做浆水，说好几勺子下了锅，汤还跟泥浆似的。回家后我搬倒浆水罐偿，果然没啥酸味儿。原来是我每天送饭走后，弟妹们把剩饭剩菜剩汤都吃喝了个精光，只往浆水罐里加几瓢凉水进去。我当时气得发了疯，抓了一个扫把，学着母亲的样子，把弟妹们追着打了个鸡飞狗跳墙。

一九九0年的秋天，我从河西走廊调兰州工作。一天意外地发现省城里的人也吃浆水，而且比我们乡下人吃得更疯狂。不是向面汤锅里加几勺子进去，而是把煮好的面条直接捞进一锅浆水里，连汤带面吃个锅底朝天。还配上陇西腊肉，酸辣黄瓜，凉拌水萝卜，咸韭菜等等，吃得有滋有味儿。原来我们平凉城里人是丑女多做怪了。我于是又开始吃浆水了，平时也乐意与朋友们探讨做浆水，也不忘吹嘘一下故乡草峰塬上浆水罐的神奇，和浆水的美味可口。

二OO三年我从部队转业，春节时一家人回到了故乡。多年的军旅生活结束，我的身心也轻松了许多。忽然想起浆水，就让母亲做了一罐。老婆孩子都说有臭脚丫子味儿，我就独自享用了。我转业选择的是自主择业，村里一些人知道我丢了官丢了房，老婆没正式工作，两个孩子都上学，处境跟民工差不多，就对我端着大碗吃浆水有了另外的看法。我记得那是腊月的一个晌午，天气很冷但风和日丽。我赖在火炕上睡了一回懒觉，早饭午饭就一起吃了。刚端起饭碗，就听有人扒在窗户上往里瞄，还有人在小声吱咕。

“还是抱政府的大腿有把握。”

“丢了官就成了土鳖一个了。”

“端着盆子吃浆水，看来醋是接不上饨了。”

我装没听着，喊他们进屋里坐。话音刚落就推门进来了一群，都围过来像看怪物似地看我吃浆水面。问我城里的醋价是不是涨得厉害，是不是要在草峰塬上安家，说是拖家带口的在城里过活不易，回来种粮种菜方便，也不用买醋，浆水就能凑合了，日子过到这一步，就得有这一步的过法。这时一位老婶子突然瞅着我喊：“这么大人了，落啥泪呢？”

“没有，我吃着浆水里的朝天椒了，辣得我想哭。”

前两年我在故乡盖了房子，村里人终于相信我是要叶落归根了。我执意在房里修砌了两个火炕，邻居们都很不理解，说现在没人睡这个了。我说父母还健在，离不开这个的。其实我心里还有一个打算，就是在没有了泥土灶台的情况下，往炕上放一个浆水罐，这样浆水酸得快，随时都能吃。孩子们很快就能自立了，父母也都年过了七旬，我回乡定居，常吃浆水的愿望在不久就能实现了。

磨   窑

磨窑就是推磨的窑洞，是把粮食磨成面粉的地方。里面有石磨，磨台，磨担和一个黄泥抹成的筛面台子。再豪华些的话，窑边上会挂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

在我的故乡草峰塬上，磨窑几乎是家家都有的。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它跟灶火窑一样重要。在我的记忆里，我家的磨窑里常年都是热闹的。不是父母们在推磨，就是我们一群娃娃在里边嘻闹玩耍，要么就是一群鸡在里面啄食拉屎争斗。在磨窑里，推磨是一件最闹心的事情，这事儿跟挑水和打柴一样，都是我们乡下的苦差事。我们兄妹小的时候，母亲在家照看我们和推磨做饭。我们稍大一些，母亲挣工分去了，推磨就成了我们兄妹的事情了。这活儿再小的娃娃都能参与，不像到红土沟里挑水，得我一个人承担。我家的石磨用的时间久了，磨损太多，重量不足，没了力道，老磨不细粮食，我就让三岁的小妹坐在上边。可她还不懂事，胡抓乱扔粮食，还往里头撒尿。二妹坐上去又晕又吐。其它人都争着往上坐，就是没人喜欢抱个磨担推着石磨转圈子。于是我们就数着圈数轮着上，为此经常争争吵吵，哭哭闹闹。没推上几圈就到院子里推铁环，捉迷藏，打弹弓，扣麻雀。经常是父母劳动回家来了，我们还没磨下做饭的面来。有时候鸡趁机钻进去啄食，猪趁机钻进去拱磨台，把磨窑里弄得一塌胡涂。父母经常为这些事情提起扫把追打我们。一次因为我们贪玩没磨下面，误了父亲的上工时间，被队长骂了个狗血喷头。父亲回家就冲我们吼：“养你们不如养头驴，养头驴还能帮着推磨。”夜里听父亲给母亲唠叨，说队长骂他养那么多娃娃不如养头驴。母亲则改劝说：“他一个没藤没枝的光葫芦，老了有他难过的时候。”

队长是个老光棍，这我是知道的。我每天上学都经过他家门口，他家如何推磨，我却没留意。一天下午放学，因为路上贪玩回来的迟，意外地碰上了。

他家大门是开着的，先是看到一个脑袋搁在窗台上。原来他家磨窑里有炕，石磨上用绳索套着一头驴，人睡在炕上指挥驴推磨。队长的脑袋上有好几片地方没头发，露出的头皮跟爬个癞蛤蟆一样吓人。怪不得他长年戴着帽子，原来是为遮掩这颗难看的秃头。我认出驴是生产队里最壮的那头叫驴。平时这驴又吼又叫，张狂得很，没几个人能使得住，现在嘴上带着铁笼嘴，眼睛上蒙着一块黑布，不吭不哈地只知道绕着石磨子转圈圈。这狗日的秃子就是本事大，把这么历害的叫驴都能整治住，怪不得能当队长。再仔细看，磨上的麦子全下了磨眼，驴拉个空磨转圈子，秃子队长睡觉还没醒来。我转身就跑了。我盼着那空磨里磨下的沙粒能蹭掉队长几颗牙才好。晚上回去我问母亲，我家为何不能用队里的驴推磨，母亲说那得等你爹当上了生产队长。我没盼到爹当上队长，却赶上了农村联产承包，有钱可以自己养驴了。这时候我已当兵入伍，知道家里日子好起来了，就多次写信督促父亲买头驴。父亲回信说草塬上全部用了电磨，我才死了这份心。

草峰塬上的磨窑，从这时候起没了用场，多数都是野草封门,连它的主人都不光顾了。冷落自不待说，没多少时间它们还遭了大灾，这得从流传在塬上的两个精彩的故事说起。八二年的时候，塬上有个三十岁的王光棍，因为人懒，日子过不下去了。由于他是地主家的后代，村里就有人逗他说：你的祖上以前点灯用油缸，灯芯粗得跟麻绳似的，难道就没给你留点东西？王光棍一听就动了心思，提起一个镢头，在自家老屋里甩开膀子乱挖，几乎来了个镢地三尺，也没见到个银钱碴碴。最后王光棍提着镢头红着眼晴进了磨窑，嘴里骂道:“日你个祖先，你吃金拉银的，啥值钱的都没留下，留这么个石磨子有球的用。”说着就抡起镢头挖了下去。没挖几下两扇石磨就成了四瓣，没看到闪出金光。再往下挖，一道银光从裂开的石缝里闪了出来。王光棍以为是有白蛇爬出，吓得往后退了几步。傻看了半天没啥动静，头往前伸再看，一米高的磨台里面，装满了白花花的银元。再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再下来草峰塬上的磨台很快都挖完了，可就是没人找到银子。故乡的人并不愚蠢，磨台里没银元，面台里就没有吗？说不定磨窑里其它地方还藏有金条呢。于是又都挖倒了面台，可连块石头都没挖出来。面台是筛面的地方，讲究些的人家都会在墙上贴些纸，防止黄土掉落在面粉里。有个叫朱狗子的人，在这些糊墙纸里意外发现了名堂。他看到了像纸钱的东西，叫来老人识别，认出是民国时候的纸钱。据说是四九年的时候，通货膨胀很严重，钞票多得用麻袋装。国民党跑了，朱狗子的爷爷就把手上落下的票子糊了墙。朱狗子听人说这钱在台湾还在用，就请了个裱糊匠揭下来用水浸泡处理，最后弄出来了十来万，按一万换三百的比例卖给了*****贩子，得了四仟多元人民币。这事儿一传出，好多的磨窑就被挖成了千窗百孔，据说挖塌陷的都有。

八六年我回家探亲，看见我家的石磨也移了地方，磨台没了踪影，磨窑里拴着牲畜。我问父亲是不是也找过银子？父亲的嘴里只打哈哈。家里人却揭发说父亲是在磨窑里胡乱挖过。唉！父亲也真不动动脑子，这石磨是我爷爷置办下的，他老人家一辈子都是个牵驴贩炭的脚户，最后是饿死的，能有多余的银钱到处藏？毁了那石磨，他老人家留下的唯一念想也没有了。

场  房

故乡草峰塬上，把堆放和打碾粮食的地方叫场，看管场里粮草的人住的房子叫场房，看场并住在场里的人叫场管。场房的出现和兴起，主要是在吃大锅饭的生产队时期。我童年上学时，先后奔走于塬上的几个学校，见到过好些场房。

场一般都在平坦宽畅的地方，因为怕洪水，还要选在地势较高处。场房又建在场里的最显要处，为的是瞭望和看管方便。场房为二层楼，用土坯砌成，里面暗藏木柱木梁，上下两大间，二楼门口有没护栏的平台，房顶为人字形两面坡，坡上铺有青瓦。一楼做仓库，二楼场管住，四面有窗户。构造和样式似乎没什么机构统一过，却在草峰塬上达到整齐划一。那时百姓多住窑洞，破庙里的神仙和公社大院的干部也都住着平房，二层楼的场房就是最显赫的建筑了，在每个村庄里都是鹤立鸡群的。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塬上，有约一百五十个生产队，场房自然有一百五十多个。如果从空中俯瞰，矗在庄稼和树木之中的这些两层土楼，无疑是那个时代故乡草峰塬上最宏大的建筑群落了。

场房的楼上都砌有一个大炕，啥时候都是热得屁股放不上去，点的煤油灯也是长夜不灭。遇到夫妻闹别扭或家里来客人时，男人就会胳膊肘下面夹条被子，昂着脑袋去那儿睡觉，似乎那炕是全队人家的公炕。寒冬腊月农闲时节，夜长睡不着觉，一群臭男人们聚在场房的热炕上，打老K，掀牛角，推十点半，赌赌手气，仿佛那儿是生产队里的娱乐室。这场房还经常当主席台使，生产队开大会的时候，社员们都围坐在木梯旁，队长站在二楼的平台上喊三喝四，其它干部和上面来的头头脑脑们都躺在二楼的大炕上。听说以前塬上的场里经常开批判大会，路过的红卫兵还在场里搞过誓师，场房上会插满红旗，高音喇叭要架好几个，楼台上一人挥拳头，场里就挥起一大片，呼喊声能把整个草峰塬震倒。

我家住在偏僻的荒山上，很难享受到塬上生产队里场房的好处。对此我是又羡慕又嫉妒，心里常怨恨爷爷给我们选错了地方。一次我跑到四十公里外的百水公社看电影。夜里回来不敢一人走山路，就去场里投宿。爬上木梯时，发现梯子上边全是冰溜子，原来是上面睡的人夜里出来撒尿上去冻的。木梯由碗口粗的两根木头做成，脚踩的横木之间有一米的距离，我腿太短脚踩不上，就抱着梯子往上爬，被尿冰滑下来摔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爬上去，看到炕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多个人，都睡得跟死猪一样。满屋子都是死烟味儿，看样子刚赌完钱。

“弄啥来着，黑天半夜的鬼上门。”场管说话了。

“看电影。”我说。

“啥电影？”

“毛主席去世的纪录片。”

“你不跟毛主席睡一起去，跑这儿来干啥？”

“我……”

我咬着牙往炕上挤，没人给我让点儿地方。勉强把身子搁在了炕边上，一夜没盖上被子，一直哆嗦到天亮。夜里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幻想着我父亲能当上这个场管。那样的话，我每次夜里看戏看电影回来，父亲一定会把我从木梯上用手拉上来，会让我睡靠窗的那个最宽畅最暖和的位置，弄不好还会搂着我睡。

翻过年的秋天，我父亲意外地当上了场管。一天下大雨，放学后我就直接去了场房里。夜里遇上了贼来偷粮食。我先听到了外面有动静，就推父亲醒来。父亲一手提手电，一手提裤子跑出门，发现梯子被人移到了一个墙脚上。听着场里堆放玉米棒子的地方有动静，用手电照却看不清楚。父亲在楼台上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圈，有些想跳下去，犹豫了半天还是没动。我张嘴喊有贼，他伸手捂住了我的嘴巴。最后干脆转身进门上炕，用被子捂着头睡觉了。天亮出门发现梯子又立在了门口。父亲下楼转了一圈，回来没说贼的事情，只是交待我不能在学校里乱说。

第二天在家里听父母一起吱咕这事情。父亲说：“弄走了有两背兜的玉米棒子，还能挪动那么重的木梯，估计有三四个人。”母亲说:“不跳下来就对了，以前场里也有过这事儿，场管跳下去追，贼没追上，却把腿摔断了，没报到医药费还扣了不少工分，挨了批斗。”我在一旁插话：“为啥不在楼台上喊叫抓贼？”父亲教训我说:“就算抓到了贼，也得吓唬吓唬放了，邻里邻居的，这年头偷公家不算贼。”

冬天农事忙完了，场里基本没什么事情，就是赶赶爱刨麦草的麻雀和野鸽子，吓唬那些小娃娃别在草堆旁玩火而已。寒假期间，一天父亲有事，我早晨带了点饼来场房里替他守着。父亲走后，我对屋里放的那个木桌产生了好奇，那是队里会计办公用的。桌子的抽屉上挂着把锁子，因为桌子破旧干裂，我拉扯几下锁子，抽屉就露出一条缝来，能看到里面一截细竹管。我找来父亲吃饭用的筷子，伸进去往外拨，看到是一只圆珠笔芯插在细竹管里。那时候的简易圆珠笔，多半是这么制做出来的。当我看清楚后，心里扑嗵地跳了一下，“偷公不算贼”的话，开始萦绕在了我的耳边。我实在太想有个圆珠笔了，就哆嗦着手臂，用筷子从抽屉里夹出那根笔，藏到了炕上靠窗一边的草席下边。

响午约十点钟，会计从木梯上爬了上来。我看到他时，身上不由得一阵惊挛。这个会计嗓门粗脾气大，说话做事从来都是一付恶狗架势。他是来做帐的，进门就拉抽屉取帐本和笔。我急忙爬上炕去，屁股坐在了藏圆珠笔的那一片席子上。会计找不着圆珠笔了，就转过来问我，我涨红着脸说不知道。会计就转过身冲我扑来，像提小鸡一样把我提到一边，而后翻被子揭席，圆珠笔很快就从我坐的地方找了出来。他开始日娘捣老子地骂我是贼种，说要把我告到学校里去。

“不…不是偷公不算贼吗？”我怯怯地说。

“放你妈个狗屁。”会计冲过来就给了我两个嘴巴子。

我挨了打后，缩在炕角里，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会计又过来说要再查一查，看我再偷什么东西没有。一把提走了我装饼子的袋子，掏走了总共两个大饼，爬在桌子上一边记帐，一边吃了起来，一会儿功夫饼就没了踪影。我当时不是嫌他吃了，而是盼他吃了后能不告到学校里去，那里可是百分百要被当做贼处理的。会计心安理得地吃了我的饼子，后来的确没告我的状，也没声张出去。我则没了午饭和晚饭，饿到第二天早上回了家，肚子里才进了食。

这事儿从来没给人说过，心中却一直没有忘记。

前几年我回到故乡草峰塬上，没再找见那种土坯垒成的二层楼。村民们说，场都没了影儿，还哪有场房？是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尽打问的是些无聊的远年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