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普的“南宁现象”
陈小朗
《羊城晚报》关于“粤语存废之辩”的报道甫出街，即引发热烈讨论，詹伯慧教授认为“粤语存废”只是杞忧，而资深媒体人陈扬针锋相对地提出六问表达了对粤语萎缩的忧虑。本来么，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操作层面都不存在拿方言祭旗去推普的问题，所谓“粤语存废”的确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政策归政策，歪咀和尚念歪经的事多着呢，例如南中国边陲有个城市，那里和广州一样有连片的骑楼、悠扬的粤曲、甘洌的凉茶和美味的艇仔粥，那里的居民也说粤语，只因为行政的强势介入，当地居民改口说普通话，老方言粤语如今奄奄一息。眼看着这样触目惊心的景象，我们怎能不对方言的存废敏感和忧心如焚！
这个方言濒危的粤语城市便是广西省南宁市。老方言南宁白话（邕浔粤语）与新方言“南普”（南宁普通话）的兴替构成南宁市一道独特的风景，对关心方言存废的人来说，南宁现象颇堪玩味———
濒危的南宁白话
南宁市在本世纪前的语言格局是城区说粤语，城郊说平话或壮话。由于广西人称粤语为白话，因此南宁老方言叫“南宁白话”。
南宁白话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晚清。当年许多粤商到南宁做生意，这些孤身上路的汉子在当地娶了二奶生下孩子，算是把半个家安顿在那里，也有人在当地定居，于是粤语在城中与官话分庭抗礼，后来干脆取而代之。这个格局维持上百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打破，当地为了推普，白话首先退出广播电视，继而退出公共服务，例如公交车上取消双语广播；最后退出私人生活领域，例如一般家庭中两口子对话或与孩子说话用普通话，与老人说话用白话。据非正式统计，南宁市目前不到三成人说白话，主要是老人，下一代中70后还能听会说，80后只能听但不会说或说得不灵光。这个城市已形成说普通话新潮说白话老土的社会风气。
然而当地民间一直有人呼吁复兴粤语，也有人质疑：“没有方言，南宁还是南宁吗？”不错，一个失去方言的城市是可悲的，历史要随之断裂，文化要随之流失，城市形象也要失去个性和光彩。这是南宁现象给我们的第一个启迪。
臭青南普
南宁人自嘲地称他们的新方言为“臭青南普”。“臭青”是个广府俚语，“青”在这里粤音近“腥”，指果实未成熟还带着青涩，这里形容南普不纯正和生硬。也有人恶搞说南普让人“起鸡皮是一定的，恶心是难免的，想呕是必然的”。要领略南普的风采不如看看下边这个打擦边球的黄段子：“丁（听）说你的女崩（朋）友很好干（看）哦，他们都干（看）了，有空带来让我好好干干（看看）。”说话说到这个地步，真不如当哑巴。
现在许多南宁人羡慕梧州人和柳州人，羡慕每一个能说方言母语的城市。他们特别羡慕广州人，不但因为我们的媒体和民间能坚守粤语，还因为我们文化自信爆棚的底气。这是南宁现象的第二个启迪：别拿方言不当回事。方言像物质一样只会转换不会消灭，我们与其说一口“臭青”新方言，何不保守祖宗留下的语言呢！
“哪有什么标准英语！”
上世纪初叶戏剧家肖伯纳对那些主张伦敦英语或牛津英语才是标准英语的说法不屑一顾，冷不丁撂下这个不算名言的名言。还真让他老人家说中了，眼下英语满世界开花，就是没有一个全球意义的标准英语，不但大洋彼岸的美国不买账，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甚至连蕞尔小国新西兰都把英语方言化，谁都不拿标准英语当回事（有道德洁癖和标准情结的我国的文化精英除外）。可见方言口语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犯不着把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假想敌去招安或围剿。
肖翁的话在中国所以灵验，还因为标准语在确定全民通用的正音、正字和语法规范时，只强调社会功能覆盖全民的效果，却忽略了标准语在其他功能如描写功能上表意的准确性，或表达功能上传情的生动性都不如方言，哪怕是小地方的亚方言，因此方言区的人宁愿放弃效率而不厌其烦地使用双语甚至多语。也有人认为粤语的强势是推普的拦路虎，错了，真正的拦路虎是普通话本身，因为眼下在口语中它还不具备比古老的方言更优质的描写功能和表达功能。
于是我们收获南宁现象的第三个启迪：普通话光凭优越的社会功能不足以取代方言，它必须放下身段与方言竞争并取得优势，这样的普通话才会让全体中国人乐于使用。但即便如此，普通话未必能摆脱方言化存在的宿命，将来也许会出现岭南官话或广州官话，其实它们仍与方言无异，只是不叫“方言”罢了。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18777968058 苏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