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和孩子们说好了，各吃各的年饭，各过各的年，各寻各的方便。因此，孩子们留在北京由他们自己疯玩，我们自己则留在北海自寻方便。眼瞅着大超市、大集贸市场一个接一个的建，逛年货实在太方便了，什么都想尝点儿，一不小心，反倒为自家冰箱太小发起愁来。
民以食为天，当年即使家徒四壁，总得有几条面袋子。虽然叫面袋子，可里边很少装面粉，往往装的大都是玉米面、高粱米。一日餐要看着袋子吃，生怕没到月底袋子就空了。那时的面袋子是一家人的生存的依托，袋子里的粗杂粮比今天的香米、雪花粉还金贵，是一家人的命根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在齐齐哈尔市居住。齐市地处广褒的松嫩平原，土地肥沃，居民的粮食定量和粗粮细粮的供应配比要好于辽宁。当时粮食的每月供应标准：学前儿童7斤，中学生28一30斤，工人36斤，最多的是工厂的翻砂工，流汗多，体力消耗大，一个月达到45斤定量。和现在比，粮食应该不算少，可由于肚里缺油水，就是不够吃。我上小学四年级时，家里包的苞米面大菜包子，我一顿能吃六个。还记得政府为了缓解供粮急需，推出了一种把脱掉玉米粒的干棒子磨成粉的代食品，大人小孩吃了便秘，憋得直叫。油水少，又上哪去搞油呢？辽宁的豆油供应每人每月只有三两，合着每天只有一钱油啊，凭每月供应的半斤猪肉又能炼出几两油呢？盼粮食，缺粮食，精打细算就成了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常紧锁眉头的心思。尽管这样，家家到了月末前总有几天缺粮的时候。一到月初，我们就跟着大人去粮站排队买粮。
那时候，不但粮食缺，粮袋子也缺。棉布是按人头凭票供应，哪有多余的棉布缝米袋子呢？一条米袋子常常用上几年，破了补一补也舍不得扔掉。小时候看到粮店的售货员把空袋子一条一条码好放在一边，我还直纳闷，这些空袋子怎么粮店怎么不卖呢？许多年后以后，我去辽中县满都户乡蹲点，和乡里的高书记闲聊时无意间解开了这个迷。原来当年的米袋子都要回收再利用的，差一条也不行。他曾经在县小学当校长，为了给教师搞点补贴，到粮库要了点活，把几千条面袋子抖干净，粮库回收后，一条给他们2角钱的抖工费。中午放学前，老师们把这个活分派给了学生。放学铃声一响，拿着面袋子追逐打闹的千余名学生瞬间变成了＂面猴＂，大街两旁的电线杆子变成了黑黑白白的＂花杆＂。高书记说，县长把他叫去这顿骂啊。屋里是暴怒的县长和垂头丧气的校长，屋外是已经认不出模样的孩子们，这画面多有喜感，到了现在一想起来高书记讲的这段经历，我还憋不住乐。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由于粮食产量的连年丰收，粮食供给情况有所好转。当时我到农村插队，发现农村存粮和城市居民不一样，他们家家都有个粮囤子。大约在两米多高，周围长有6米左右，里面装些玉米棒子和带壳的高粱米，有少许过年吃的白面则放在屋内墙角那口嘴小肚大的缸里。农村用粮囤子存粮是很有面子的事情。嫁女儿先要看看粮囤子满不满，叫家底厚不厚。其实，当时农民的吃粮并不比城里好。我当时插队的新民县张家屯乡张家屯村二队。每人当年的纯粮口粮不到300斤，缺粮的几个月只能用土豆、地瓜什么的来补，叫＂瓜菜代＂。青苞米下来时派人严防死守，看得紧紧的。队长给我们算过账，一穗苞米秋后成熟至少可以出二两粮，啃青苞米，一个人五、六穗不成问题，算起来那是多大的浪费啊。而外省的农村粮食情况又远逊于东北。我参军入伍时的四川战友，他们一年只能吃上四个月的粮食，有八个月吃地瓜当主食，戏称吃地瓜是吃＂红烧＂。
粮食供应的彻底改善，还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先是家家户户十分珍视的粮票失去了作用；后来开放了粮食市场，想吃的大米、白面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再后来是粮食品种越来越多，可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现在，随着着新农村的建设，许多农民住进了楼房，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人们不再为吃不饱发愁，却常常为吃什么费脑筋。农村的粮食囤子一点点消失了，城里人也不再使用白布袋子装粮食了，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突然，可再想一想，这一切来得又是那么自然。眼下，从盒饭到自助餐，从地方名吃到高档大餐，从外卖叫送到无人餐厅的出现，餐饮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的餐桌了。社会按照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我们的生活品质将会越来越丰富，而生活方式也会变得越来越简单。
但是，不知道是由于我的思维定式，还是当年饿怕了，每当我看到食堂或是餐馆垃圾筒里白花花的馒头、米饭，泛着油花的剩菜，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往往会让人想起：“成由节俭败由奢”的古训，但愿我这只是“杞人忧天”。
18777968058 苏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