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由侠客岛与《中国经济周刊》联合出品
这是【经济ke】的第50篇文章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三年攻坚战行至中盘，战事正处于胶着状态，央行和财政两大主力极为罕见地公开吵了起来，唇枪舌剑，毫不客气。你来我往之间，谈到的话题也很多，说的都是大事，也都很专业。细细看来，争执的焦点在于——这场防风险攻坚战到底怎么打？
敌军主力在哪里？地方债、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僵尸企业……共同的特征都是高杠杆！
从地方政府、银行保险再到国有企业，这些大金主为什么要借钱，还借这么多，甚至还不想还呢？
央妈说，地方政府的加杠杆行为是高杠杆风险的源头所在。财爸没直接反对。毕竟，那么大一笔债摆着呢，爸妈看着都着急。如果说，这一点是共识，那就从这里开始叨叨。
地方政府为啥要这么多钱？
先来讲讲古。
王学泰老先生提了一个问题：“读明清史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朝廷那么少的收入怎么能维持全国的开支？例如，明朝隆庆期间（1570年左右）朝廷年总收入折合白银3078万两；清朝初年，例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总收入2930万两白银；清嘉道年间（19世纪前60年）总收入约为4000万两白银，直到清末财政收入才突破1亿两。”
如果不考虑购买力问题，这么点银子换算成如今的美钞，也就十几二十多亿，可办不了多少事。不过，那年头，朝廷除了打仗、赈灾、河工、养官（当然还有一大帮子皇亲国戚）之外，要花大钱的地方并不算太多。
更何况，皇权不下县，老百姓“纳罢管家粮，便是自在王”，两不干涉，朝廷要花银子的地方自然少。有兴趣的朋友，可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
现在可不行。天下之事，不论巨细，有事找政府，都由政府兜着，哪都得花钱。大的不说，先谈小事。一个朋友前阵子诉苦，说她外婆的棺材被当地政府叫人砸了，理由是移风易俗。虽说也给了补偿金，可花了国帑后，老太太差点没缓过劲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曾亲见，江西某贫困县山区里农民的土坯房不住了空着，政府组织队伍拆掉，不仅免费帮忙拆，还给补偿。按说，这是德政，怕老房子成了危房不安全，可不幸的是，就这还闹出过人命官司。
更要命的是，在GDP作为第一考核指标的鞭策下，各地方政府都得拼命花钱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最大的一笔支出。张五常就认为，这一激励下的县域竞争是我国经济过去腾飞的密码。值得注意的是，GDP目标支出责任如此之多，各项事务如此繁杂，各地方政府官员也多有吐槽的。鱼米之乡的某镇长就曾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本级财政根本不够用，加上转移支付的钱，同样是年年亏空。
《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曾报道：十二五”期间的五年中，全国31个省区市，对国家财政“有财力贡献”的为9个，剩下22个省区市，显然，则是需要中央财政予以“净补助”的。
钱从哪里来？
到处要花钱，就得想办法找钱啊。对地方政府来说，钱从哪里来？粗略来看是三个部分，一是收税，二是卖地。再不行，就借钱咯。央妈和财爸多有纷争的如减税、地方债与地产泡沫等问题都出在这里。
财政部数据，今年上半年，地方卖地收入26941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54441亿元，其中包含与房地产相关的收入9799亿元。
土地财政依赖程度如此之高，让房地产泡沫难题变得左右为难，非常棘手。一旦戳破泡沫，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房价下跌，则地价下跌，地方政府不仅收入减少，手头以土地为主的资产也贬值，发债就困难，钱更少。对金融机构来说，房价下跌，债主可能还不了钱，呆坏账增多；作为抵押物的房产和土地价值又缩水，抵偿不了损失。
除了各地方自己的收入，中央每年还要给一大把，那就是转移支付。2017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支出为66547.99亿元。
金光闪闪的数字看着真多，可偏偏不够用，各地方政府纷纷举债。财政部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4706亿元。
当然，因为还有不少隐形债务，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机构和学者都不少，各自估算的数据差距还挺大。
有意思的是，财政部最近2017年全国财政决算首次披露了各省份2017年底政府债务余额，具体数据，列位看官自己上财政部官网可以查。
其中，辽宁省政府债务总额较之前的预算草案多出约1688亿元。据未确认的消息，说是当地把一些债务划给了企业，减少了总盘子。空穴来风，并非无因。难怪央行徐忠要说，“（地方）将一些隐性债务划到政府债务之外，一推了之”。何况，按现行规定，县、市政府都没有资格发行地方债，各地只好用其控制下的平台公司。
隐形债务其一是各城投公司之类的平台公司，其二则是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僵尸企业，而其背后都因有政府的刚性兑付，就是大家认为出了事都有政府兜底，风险最终都由政府承担。
偏偏两个大头都容易出问题。先说地方债，《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曾调查发现，中部某县就以经济园区名义发行20亿元债券，从用于抵押的国土证到最后的资金使用，全流程造假，从园区管委会、县国土局、当地金融机构及相关机构都是合谋。到该债券名义上的项目完工期时，项目都还没开工。
此外，从公开信息来看，平台公司违规举债不少，项目也缺少监督和制约，导致平台公司变为落马官员的渊薮，塌方式腐败不少。
至于国企债务，似乎是企业与金融机构两厢情愿。国企效率不高，但敢于借钱；金融机构也愿意给钱，毕竟是国企，万一出了事，还可以找政府帮忙，比如说曾经大规模的财政注资。单一事件来说，如国企重组之类，政府主导下就可注入优质资产。多年来，大家都知道国企经营效率整体上不如民企，但国企借钱却远比民企容易。
没想到，最近国企负债违约爆了不少雷，典型的如东北特钢。现在处理方式不同的是，当地政府也没有兜底，打破了刚性兑付。中央已明确，地方债打破刚性兑付，谁犯的错谁担着。今后，对央行与财政部都关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借钱的和给钱的都要担风险。只是，痼疾已深，如何断掉病根，还要多想办法。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今年全国大范围摸底地方债务问题。或许，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上述辽宁地方债猛增1688亿元的情况。乐观的消息是，即便是一些债务较重的地区，似乎离地方政府破产的境地还比较远，地方政府还钱的底气还是有的。
杠杆怎么去？
去杠杆是既定战略，防范系统系金融风险是重中之重。不管是央妈还是财爸，都明白。头疼的是，家里欠了这么多钱，花钱的地方又多，怎么办呢？
出路无非两条，少花钱，多赚钱，即开源节流。
省钱角度来看，重要的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不该管的事情就不管，不该花的钱不花，能省的钱就省省，至于腐败浪费，要坚决动刀子。
在湖南西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看到，当地弄了一个农村电商园区，不仅盖好房子，水电网气全通，还采购了一大堆电脑与办公桌椅。当地官员说，企业只要愿意入驻，全部免费提供。然而，栽好梧桐树，却连一只麻雀都不曾来。一两年过去，灰尘满地，却罕见人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获得的某县的数据，2017年挤压财政收入的水分，把收入盘子压减了6.21个亿。2017年6月以来，紧急叫停了一批不合规、明显超财力和债务风险大的项目，停、缓、调、撤项目28个，减少项目投资51亿元。截止2018年6月，当地包括隐性负债在内的总负债额是126亿元。（因数据敏感，为避免对号入座，数据做了同比例调整。）
实际上，不光是该县，全国各地都在采取类似行动。治标之外，更深层次的改革是转变理念，全面梳理政府职能，朝着现代治理体系转变，从众多的直接事务中撤出，才能真正压缩支出责任，持续地减少财政与类财政支出。
多赚钱的争议更大。企业和个人，直观感受都是税负重，不少企业家抱怨死亡税率，个人所得税变成了工薪税，明星们和少数富人却避税逃税有方。如此环境下，减税降费是中央连续数年推行的重大决策。
矛盾的是，财政收入却在连年增长，且增速远高于GDP增速，也就意味着政府从蛋糕中切走的份额越来越多。
更何况，全球正在开展减税竞赛，以图吸引企业投资，发展经济，从长远上做大税源。所谓功成不必在我，让老百姓税负感下降才是正道。若再提增税，恐怕会找骂。
至于卖地这条路，房产泡沫如此之大，还能撑多久呢？恐怕只有天知道。
还有个更绝的办法，那就是央行放水，大量发行货币。过去十年间，我国货币发行量急剧增长，已是一大风险。若继续放水，全国政协常委、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前不久就指出，“事实上，货币放水不会流入实体，无非是在金融系统和房地产领域炒来炒去，赚钱的是从事或炒作金融和房地产的少数人，受害的是实体和广大人民群众。”
经济学家许小年甚至认为，我国经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过剩产能压力下，新增货币不会进入实体，财政再多花钱也只是增加过剩产能，当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均已失效。
一则消息颇有意味。7月18日晚，银保监会官网发布《银保监会召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座谈会的通知》。说一千道一万，不管是财政的钱，还是央行的钞票，脱虚入实，导入实体经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之道。
多重难题且互为因果的纠缠中，财政、央行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吵起来。在这场罕见的公开互怼背后，一场涉及各方利益的财税金融体制大改革或将加速登场，如此，合力围歼潜在系统性风险的攻坚战才能吹响胜利的号角。
文/《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李永华
18777968058 苏老师
